第六章 起居注、實錄、國史及會要

  第一節 兩晉南北朝起居注的撰寫

  起居注、實錄、國史，是中國古代官修本朝史的三種重要形式。

  所謂起居注，唐代史家給它下了這樣的定義：「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又說：「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1]唐初，史官褚遂良同唐太宗有一段對話，可進一步說明起居注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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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2]

  由此可見，起居注是史官或近臣記帝王言行之書，具有原始記錄的性質，其記事原則是「善惡畢書」。

  今查《隋書·經籍志》史部、《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著錄，可知兩晉、南北朝時期，起居注的撰寫頗受重視。《隋書志》著錄兩晉起居注二十一種（其中《元康起居注》重複著錄，實為二十種），《新唐志》著錄兩晉起居注二十二種。前者無《永平起居注》、《崇寧起居注》，後者無《元康起居注》、《隆安起居注》，但多出兩種《晉起居注鈔》。南朝劉宋時劉道薈匯集《晉起居注》，二志皆有著錄，前者作三百十七卷（原注曰：梁時有三百二十二卷），後者作三百二十卷。這可證明南朝時人們對整理、保存起居注的重視。

  《隋書·經籍志》史部、《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著錄南北朝起居注的情況多有異同，略見下表：

  續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是南北朝時期南、北官修史書都重視起居注的撰寫，尤其是北魏起居注多至三百餘卷，說明其史官制度的健全；二是與東晉並存的十六國，有的也撰寫了起居注；三是由於社會的動盪，起居注的散失嚴重，由此想到歷史上不論是官府還是私家，其搜求典籍、整理文獻的種種努力，對於中華文明之歷史記錄的傳承是多麼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從《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的著錄來看，唐代的歷朝起居注並沒有多少流傳於後世。其所著錄者，只有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和《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這是令人不解的問題。為什麼唐代歷朝起居注不見於《新唐志》著錄呢？為什麼《開元起居注》竟然多達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開元凡二十九年，以每年平均計，即每年要撰寫起居注一百二十六卷，這是不可想像的。關於這兩個問題，從《唐會要》中都可以得到答案。據史官於休烈在唐肅宗至德二年奏，唐起居注及有關文獻均在「安史之亂」中被亂兵「焚燒」。至於《開元起居注》多達三千餘卷，當是《新唐志》對於休烈奏文的誤解。於的奏文是：「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興慶宮史館，並被逆賊焚燒。」[3]顯然，這裡說的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非獨指《開元起居注》而言，《新唐志》作者誤讀並加以著錄，釀成如此費解的問題。至於溫大雅所撰流傳至今的唯一的起居注，其成書於唐高祖武德初年，上卷記李淵父子策劃於晉陽起兵反隋事；中卷記李淵率部進擊中原，攻克長安；下卷記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它是記述唐朝建立經過最早的著作，頗受後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