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禮書的纂修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占統治地位。重視譜牒和禮書，是這個時代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兩個特點。

  

  禮書的纂修，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一個突出表現，它與譜牒之學的興盛、衰落大致是同步的。我們可以說，禮書、譜牒的命運是同門閥的命運相始終的。

  門閥尚禮，是這時期禮書逐漸繁盛起來的重要原因。其禮書之纂修，顯示出兩個特點：一是賦予禮以越來越多的思想內涵，二是賦予它越來越細密的繁文縟節。

  司馬遷對禮的看法是：「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他又說：「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80]在司馬遷看來，禮的制定，是「人道」的需要，是劃分人的等級的原則，是「整齊」社會秩序的依據。這裡，並無任何神秘的色彩。班固著《漢書》，其《禮樂志》便賦予禮較多的內涵，他寫道：「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81]這樣，班固就把禮與「通神明」聯繫起來，從而賦予禮以某種神秘的色彩。《史記》、《漢書》關於禮的記述，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比較簡略。《史記·禮書》僅有一卷，《漢書》是以禮、樂合志，總為一卷。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家們關於禮的認識與表述，一般說來，都是循著上述兩個特點在發展的。

  南北朝時期，沈約撰《宋書》，其《禮志》多達五卷；魏收撰《魏書》，其《禮志》也有四卷。此二志所記，有關於禮制者，有關於議禮制者，均煩瑣、冗長，而尤重於祭、喪之禮。《宋書·禮志》上起魏晉，以明相因之義。《魏書·禮志》只敘北魏-東魏，但其有關禮制之根據，往往引證兩漢。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對於禮，是強調了「本於人心，會於神道」[83]，而沈約反倒未曾如此，或如同班固那樣，把禮同「通神明」聯繫起來[84]。

  關於禮書的纂修，在唐代出現了更顯著的變化。第一，是唐代史家所撰《隋書》志即《五代史志》十篇三十卷，而《禮志》竟有八卷，占了《隋書》志的四分之一多。第二，是唐代政治家、史學家屢屢纂修大型禮書，其頻繁與規模，都超過了前朝。這表明，唐人重視禮書又勝於魏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史部儀注類著錄漢、晉以下至隋之禮書，凡五十九部，其中以晉、宋、梁、陳四朝為多，較重要的是隋朝牛弘所撰《隋朝儀禮》一百卷。史載：開皇三年（583年）牛弘「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唐代史家稱讚他「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采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85]。又據《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儀注類著錄，唐人所撰禮書有五十餘種，其中著錄最為詳細、最為重要的，是《大唐儀禮》（亦稱《貞觀禮》，貞觀十二年上）一百卷、《永徽五禮》（亦稱《顯慶禮》，顯慶三年上）一百三十卷、《開元禮》一百五十卷[86]，可以這樣說，唐玄宗開元以前的唐代著名學者，幾乎都參與過禮書的修撰。而作為獨立的禮書，《開元禮》可稱得上是兩漢以下禮書之集大成者。

  這裡，我們要特別關注中唐史學家杜佑在巨著《通典》中關於禮的記述與關於禮的認識。這是因為，杜佑《通典》中的《禮典》，占了全書的半數，即整整一百卷。更重要的是，杜佑對禮制的記述和對禮制的認識，具有通敘、通論性質，非一般禮書可比。

  《通典·禮典·禮序》是一篇關於禮的認識及禮的歷史的重要文字。

  首先，關於禮的產生、作用及「五禮」區別之由來。杜佑寫道：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義。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這裡強調的是「承天之道」、「理人之情」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所謂「正」，當是一種社會秩序。

  杜佑接著寫道：

  這一段話講到了嘉禮、吉禮、軍禮、賓禮、凶禮之由來的兩種不同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杜佑最後歸結為吉禮與天地有關，其餘四禮皆人事兼之。如此說來，他前引孔子的「承天之道」，又都是屬於世俗的東西了。關於「五禮」之區分的兩種說法中，後一種說法即吉、嘉、賓、軍、凶的邏輯順序，對杜佑的影響更大一些。

  其次，關於禮制的發展。在這篇序文中，杜佑自西周講起，略論漢、魏、晉、宋、梁、陳、北魏、隋、唐等歷代關於禮制的修訂和撰述，可以看作是禮制之史的論綱，其中對唐朝即其本朝所論尤詳。全篇所論，提綱挈領，重點突出，極具學術史價值。

  再次，關於《通典》一書對禮的撰述和對「五禮」的編次。杜佑指出：「《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採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為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云爾。」[87]從上文可以看出，杜佑對於他的禮制研究和禮制思想的看法，是極為自謙的，認為只是「振端末、備顧問」，沒有什麼關於「禮意」的建樹。其實，他關於「沿革禮」的編纂（《禮典》前六十五卷），對於《開元禮》的提煉（《禮典》後三十五卷），以及關於歷代群士論議的採擷，都反映出他在「禮意」方面是有很高造詣的。我們從他對於「五禮」的重新編次，即可觀其大體。

  還有一點也是應當指出的，杜佑在這篇序文的最後，還以注文的形式，列舉出自西漢至唐中葉歷代禮學研究者的一個長長的名單，總數在一百九十多人，其中唐人占了四分之一，即從孔穎達到元行沖、韋縉凡五十人。杜佑的淵博和嚴謹，於此也可見一斑。

  禮書的撰述是同譜牒撰述相輔而行的。唐太宗時，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等撰《大唐儀禮》即《貞觀禮》一百三十篇，分吉、賓、軍、嘉、凶、國恤六個部分。高宗時，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禮》（顯慶年間奏上，亦稱《顯慶禮》），一百三十卷，刪去國恤，存五禮。於是，貞觀、顯慶二禮並行。唐玄宗時，張說奏稱：「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蕭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這是盛唐時期的三部重要禮書，大史學家杜佑說：「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88]可見，這在當時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對於禮的認識，具有神聖的性質：「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禮亦愆家」[89]；「至於增輝風俗，廣樹堤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90]！這是以「天意」的名義來「雕刻人理」、「增輝風俗」；而這「人理」、「風俗」的核心則是「貴賤之異」、「尊卑之殊」的等級秩序[91]。盛唐時期的三部禮書即《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與三部譜牒即《氏族志》、《姓氏錄》、《姓族系錄》可謂相得益彰，它們大致同時產生，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開元以後，正像譜牒之學開始衰落一樣，禮書撰述也日漸失去其本來的意義。中唐時期，雖有王涇撰《郊祀錄》十卷，韋公肅撰《禮閣新儀》三十卷，王彥威撰《曲台新禮》三十卷、《續曲台禮》三十卷，但從實質上看，這已是禮之本身和禮之撰述的強弩之末了。歐陽修評論中唐以後的這些禮書說：「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92]譜牒和禮書的這種命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時代的變化。

  [1] 姚思廉：《梁書》卷二十五《徐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78頁。

  [2] 姚思廉：《梁書》卷五十《劉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16頁。

  [3] 姚思廉：《陳書》卷三十《陸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97頁。

  [4]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譜系篇，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89頁。

  [5] 李百藥：《北齊書》卷三十七《魏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89頁。

  [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林傳中·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7頁。

  [7]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二《賈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907頁。

  [8] 以上參見李延壽：《南史·王僧孺傳》、蕭子顯：《南齊書·賈淵傳》、魏徵等：《隋書·經籍志二》譜系篇。

  [9] 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2頁。

  [10] 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2頁。按《隋書·經籍志二》譜系篇著錄：「《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儒撰。」「《梁武帝總集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疑即王僧孺所集《十八州譜》。

  [1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8～5679頁。

  [12] 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39頁。

  [13] 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39～440頁。

  [14]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6～5680頁。

  [15] 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40頁。

  [1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80頁。

  [1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附李守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84頁。

  [18] 《隋唐嘉話》上：「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倉曹為人物誌。』」

  [19] 以上均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學傳下·路敬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62頁

  [20] 見《新唐書·藝文志二》。

  [2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傳中·路敬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66頁。

  [2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學傳下·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71頁。

  [23]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學傳下·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71～4972頁。

  [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韋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3頁。

  [25]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討論」條，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5頁。

  [2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7頁。

  [27]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

  [2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傳中·孔若思傳附孔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85頁。

  [29] 《唐國史補》卷上：「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30]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柳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36頁。

  [31]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柳登傳附弟冕子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33頁。《唐會要》卷三六「氏族」條亦載：「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祗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32]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6頁。

  [33]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7頁。

  [3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柳登傳附弟冕子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33頁。按：「續德宗後事」，當為「續永泰後事」之誤。

  [35] 《唐國史補》卷下：「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和，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36]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

  [37]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

  [38]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7頁。

  [39]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

  [40]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43～2444頁。按：《氏族志》，《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及兩《唐志》均作一百卷。唯《舊唐書·太宗紀下》云：「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當誤。

  [41]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9頁。

  [42]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9頁。

  [43] 《舊唐書·經籍志上》：「《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撰。」《新唐書·藝文志二》：「《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孔志約、陽仁卿、史玄道、呂才撰。」按陽仁卿，或作楊仁卿。

  [44] 參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顯慶四年原注。

  [45]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6頁。

  [46]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6頁。

  [47] 《唐會要》卷三六「氏族」條：「元和七年七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按此即林寶所撰《元和姓纂》。

  [48]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7～228頁。

  [49]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三《劉子玄傳》，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

  [50]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901頁。

  [5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中《儒學傳中·王元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66頁。

  [52] 如《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武德元年，高祖嘗謂內史令竇威曰：『……比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又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唐紀八》太宗貞觀元年：「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53]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43～2444頁。

  [54]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44頁。

  [55] 有的研究者據徐松《登科記考》統計：在唐太宗統治的二十三年中，進士共二百零五人；而在唐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五十五年中，進士共有一千餘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較貞觀時期增加一倍以上。參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6頁。

  [5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傳上·李義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41頁。

  [57]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

  [58]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7頁。

  [59]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9頁。

  [60]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3頁。

  [61]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3～774頁。

  [62]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899頁。

  [63] 劉餗：《隋唐嘉話》卷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9頁。

  [6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七《韋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670頁。

  [65]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官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6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十五《宰相世系五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645頁。

  [67] 參見烏延玉：《唐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歷史地位》，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唐紀六》，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5975頁。

  [69]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傳上·李義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41頁。

  [70]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1頁。

  [71]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43頁。

  [72]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

  [73] 《新唐書·李棲筠傳》附《李吉甫傳》載：唐德宗時，「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李）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揮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74] 以上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唐紀十八》，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6402頁。

  [75]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

  [76] 《隋唐嘉話》卷中：「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又見《唐語林》卷四「企羨」條。

  [7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頁。

  [78] 參見葉德輝：《〈世說新語注〉引用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79]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上《序致》，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4頁。

  [80]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三《禮書》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57～1158頁。

  [81] 班固：《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27頁。

  [82] 《續漢書·禮儀志》序。按：司馬彪《續漢書》諸志與范曄《後漢書》紀傳合刊，見中華書局點校本。

  [83] 魏收：《魏書》卷一百八之一《禮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33頁。

  [84] 沈約：《宋書》卷十四《禮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27～328頁。

  [85] 魏徵等：《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及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310頁。

  [86] 《開元禮》於開元二十年（732年）修成，見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禮一·沿革一·禮序》。

  [87] 以上所引，均見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禮一·沿革一·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22頁。

  [88] 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禮一·沿革一·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22頁。

  [89] 房玄齡等：《晉書》卷十九《禮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79頁。

  [90] 魏徵等：《隋書》卷六《禮儀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6頁。

  [91] 杜佑：《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幾議」條，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76頁。

  [92]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十一《禮樂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