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代的譜牒之學

  一、譜學在唐代的興替

  唐代譜學是唐代史學的組成部分。鄭樵《氏族略》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12]

  可見，譜學在政治生活和婚姻關係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據《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譜牒類」著錄，譜系之書凡兩千零五十卷，內中屬唐代者近半數；故鄭樵認為，「姓氏之學，最盛於唐」[13]。

  唐代譜學是魏晉以來譜系之學的繼續和發展。如前所述，唐代史學家柳芳對譜學源流作過詳細的論述[14]，從中不難窺見唐代譜學與魏晉以來譜系之學的淵源關係。宋人鄭樵進而寫道：

  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將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劭思有《姓解》。[15]

  這是鄭樵對漢、唐間譜學發展情況所勾畫的一個基本輪廓，其中尤以唐代最詳。唐肅宗時史官柳芳在談到本朝的譜學家時說：「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16]總括柳芳、鄭樵所論，這裡首先對唐代的主要譜學家和主要譜牒著作作一簡要的考察，庶幾可見唐代譜學興替之一般情況。

  （一）主要的譜學家

  唐代譜學家甚多，唐代前期的譜學家主要有李守素、路敬淳、柳沖等。

  李守素，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出身於山東名族；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任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倉曹參軍。李守素「尤工譜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勛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虞世南戲稱其「行譜定可畏」[17]，把他看作是活的譜書。當時著名學者虞世南與李守素討論譜系之學，亦為之嘆服，並把李守素比作一本活的《人物誌》[18]。李守素可以稱得上是唐代第一個譜學大師了，但他並沒有留下什麼譜學著作。

  較李守素稍晚一點的路敬淳是唐代前期最有影響的譜學家。路敬淳（？—697年），貝州臨清（今山東臨清）人。他在貞觀末年，「官至申州司馬」；武則天天授年間（690—692年），「歷司禮博士、太子司儀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路敬淳勤奮好學，「不窺門庭，遍覽墳籍」，而「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19]。他曾撰《著姓略記》二十卷、《衣冠譜》六十卷[20]，對唐代譜學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故柳芳認為：「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新唐書》也說：「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21]可見，路敬淳的影響又在李守素之上。

  柳沖（？—717年），蒲州虞鄉（今山西平陸）人。唐中宗景龍年間（707—710年）任左散騎常侍，修國史。「（柳）沖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22]。於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受命參與修撰《姓族系錄》，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成書，開元二年（714年）定稿，凡二百卷[23]。

  唐代中期的譜學家主要有韋述、蕭穎士、孔至、柳芳等。

  韋述（？—757年），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為櫟陽尉，受詔於秘閣編次圖書。「（韋）述好譜學，秘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悉詳。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24]韋述在譜學方面的造詣很深，聲譽很高。封演說他「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咸就諮訪」[25]，儼然是當朝的譜學顧問。

  韋述居史職時，曾竭力推薦蕭穎士來接替他的職務。蕭穎士，梁宗室鄱陽王七世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唐玄宗天寶初年，蕭穎士已經「名播天下」。他曾經依《春秋》體例著史傳一百篇，起漢初，迄隋末。因愛好譜學，「通百家譜系」[26]，乃撰《梁蕭史譜》二十卷[27]。

  孔至，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唐玄宗時任著作郎。孔至「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曾撰《百家類例》；「時述及穎士、沖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28]。受到韋述的賞識。

  柳芳是在學術上與韋述關係更為密切的譜學家[29]。他是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唐肅宗時為史官，受詔「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他又仿編年法，著《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30]。柳芳於唐玄宗開元末年入仕，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多居史任，「勤於記注，含毫罔倦」，而尤「精於譜學」。唐代宗永泰年間（765—766年），柳芳「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31]。他對於譜學源流的研究著力不小，「著論甚詳」，《新唐書》作者曾予以刪削而載其要旨[32]。

  韋述、蕭穎士、孔至、柳芳等是唐代譜學持續發展階段的幾個代表人物。這一時期，不論是從譜學的個人造詣來看，還是從官修譜書的數量、質量來看，都無遜於前一時期。此後，唐代譜學便轉而走向衰落，突出的譜學家寥寥可數。

  唐代後期，治譜學者尚有柳璩、林寶、李衢等。

  柳璟，柳芳之孫。他在唐敬宗寶曆（825—827年）年間登進士第，三遷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員外郎。唐文宗開成初年為翰林學士；開成四年（839年），奉敕修《續皇室永泰新譜》[33]。其始末是這樣的：「（柳）璟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34]其實，柳璟撰成《續皇室永泰新譜》，並非是他長於譜系之學，而是因為其祖柳芳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續修」，他為了繼承祖志，又得到唐文宗的指示，乃撰成是書。唐代譜學的衰落趨勢，於此可見一斑。

  林寶和李衢是唐代譜學家中的兩個殿軍。林寶是唐代後期以諳於譜學而著稱的學者之一[35]，於唐憲宗時撰成《元和姓纂》十卷[36]。文宗開成二年（837年），他與李衢合撰《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37]，這是唐代最後一部較大的官修譜書。開成四年（839年），李衢奉敕「修撰《皇后譜牒》」[38]，還著有《大唐皇室新譜》一卷[39]。但是，林寶和李衢無論如何也造成不了像路敬淳、韋述、柳芳那樣的影響，他們畢竟是唐代譜學衰落時期的代表人物。

  譜學在唐代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產生了這些譜學家，而且還突出地表現為產生了一些大型的官修譜牒著作和許多私家著述的譜書，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總數在六十種以上，將近一千卷。

  （二）主要的譜牒著作

  《氏族志》。唐太宗時期修訂的《氏族志》是唐代第一部大型官修譜牒。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40]。《氏族志》成書於貞觀十二年（638年），自起手至撰成，其間經過重大修改，首尾歷時七年。這部奉旨修訂的《氏族志》撰成以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41]。

  《姓氏錄》。《氏族志》並沒有真正成為「藏為永式」的譜牒著作。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即《氏族志》成書二十一年後，在武則天的支持下，許敬宗、李義府建議修改《氏族志》。唐高宗乃「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更名為《姓氏錄》」[42]，凡二百卷[43]。據稱，參見修訂《姓氏錄》的共有十二人[44]。足見最高統治集團對此事的重視。

  《姓族系錄》。自《氏族志》頒行後，近七十年間，「門胄興替不常」，故譜學家柳沖於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上表「請改修其書」。唐中宗命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以及柳沖九人，「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45]。從而開始了《姓族系錄》第一階段的修撰工作。《姓族系錄》一書，從柳沖提出動議，著手修撰，至玄宗開元二年（714年）最後定稿，凡十年。其間，撰人幾經補充，前後參加撰修者共十三人，極當時之選。內中，徐堅、劉知幾、吳兢等是著名的學者和史家，柳沖是當時最有聲望的譜學家。《姓族系錄》可以被認為是唐代官修譜牒發展到全盛時期的主要標誌。

  《百家類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著作郎賈至撰。其序旨稱：「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備盡，則存譜。大譜所紀者，唯尊官清職，傳記本原，分為十卷。」[46]

  《元和姓纂》。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七月，太常博士林寶撰，王涯為之序，而《唐會要》卻題為「王涯撰」[47]。關於林寶撰《元和姓纂》的起因，宋人陳振孫曾這樣寫道：

  《元和姓纂》十卷，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寶撰。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以為言。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總緝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吉甫以命（林）寶，二十旬而成。[48]

  把一個天水人封邑於太原，被視為失誤與笑話，以致使唐憲宗非常生氣。為了使有司不重犯類似錯誤，林寶乃受命撰成《元和姓纂》，以備「每加爵邑，則令閱視」之需。

  《皇室永泰譜》與《續皇室永泰譜》。此二書分別撰成於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和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唐代官修譜書，至此已明顯地衰落下來。第一，在著述規模上已大不如前，說明修訂新的大型譜牒已不是最高統治集團的迫切政治需要；第二，在著述內容上也日漸狹窄，由修撰總譜而變為修撰皇室譜，說明刊正全國姓氏、區分門第高下已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種重要意義。

  《皇唐玉牒》。此書《舊唐書·經籍志》不著錄。《新唐書·藝文志》史部云：「《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開成二年，李衢、林寶撰。」如同李衢、林寶是唐代譜學家的兩位殿軍一樣，他們合著的《皇唐玉牒》乃是唐代官修譜書的尾聲。

  在唐代譜學著作中，除了這些官修譜牒外，還有許多私家著述的譜牒，其中多以家譜為主。例如，史學家劉知幾曾撰《劉氏家史》十五卷及《譜考》三卷[49]。比劉知幾稍早一點的王方慶（？—702年），「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50]，曾著《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譜》二十卷。武則天時的四門博士、直弘文館王元感一生中著書數百篇，「年雖老，讀書不廢夜」[51]，撰《姓氏實論》十卷。凡此等等，《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所載甚詳。

  綜上所述，不論從譜學家來看，還是從譜學著作（主要是官修譜牒）來看，唐代譜系之學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自唐初至玄宗以前為發展時期，玄宗年間為全盛時期，肅宗以後為衰落時期。唐代譜學的這個興盛、衰落的發展趨勢，是同唐代的政治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尤其是同唐代地主階級中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的矛盾、鬥爭相關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