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地理書和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述
2024-08-15 17:20:27
作者: 瞿林東著
一、《水經注》和《元和郡縣圖志》
在中國古代,地理書屬於史書範圍。《隋書·經籍志》史部有地理篇。其小序指出: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
這段話,是表明唐初史家關於地理與社會歷史之關係的認識。從中可以看出,舉凡人民生活、國家政治、風俗、物產、貢賦等,都與地理相關。從更深層次的認識來看,這是說明了社會與自然之關係的理性見解。
關於魏晉至隋代地理之書的撰述,《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篇小序作了這樣的概括:
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防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誌》。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眾。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余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從這個概括中,可以看出晉、隋間人們對於地理書撰述的重視。然而其所著錄諸書大多亡佚。其流傳至今而又十分重要者有酈道元的《水經注》四十卷[64]。
唐人的地理書著作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沿襲隋朝的反映統一局面的地理書數量頗多,有的著作部帙也很大,如魏王李泰主持的《括地誌》五百五十卷。又如《長安四年十道圖》、《開元三年十道圖》、李吉甫《十道圖》、梁載言《十道志》、《貞元十道錄》等,都反映了在政治局面統一的條件下,人們對於撰寫統一國家之地理面貌的重視和熱情。當然,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經失傳,而流傳至今日又反映唐代統一局面之地理建置的重要著作即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就顯得格外珍貴了。
這裡,我們約略地說說《水經注》和《元和郡縣圖志》這兩部重要的地理書。
《水經注》四十卷,撰者酈道元。酈道元是北魏人,字善長,仕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9年)。因其為政「嚴猛」,仕途不順,且終為政敵所害。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65]
《水經》一書,不知何人作於何時[66],酈道元為之作注時,亦未交代其作者是誰。酈道元在《水經注》的序文中,首先說明了他對水的認識。他引用《易經》說的「天以一生水」,又引用《玄中記》所說:「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元不至,萬物無不潤。」這反映了他對於水有很深刻的認識和極大的興趣。他在序文中還講到了他撰注《水經》的方法,他這樣寫道: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窺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聞。《大傳》曰:大川相問,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輯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67]
酈道元在這裡講述了他年輕時的讀書情況,以及他撰注《水經》的動機及方法,從中不難窺見這位學人的學術旨趣和嚴謹風格。
《水經注》作為一部地理書,有兩點非常突出的價值:
其一,是歷史地理學上的價值。據研究者考察,桑欽所寫的經文,記述了中國水道137條,而酈道元所寫的注文,記述的水道卻有1252條,大至江河,小至溪津陂澤,皆在包羅之列。在內容上,不僅敘述了水流的發源和流向,使水道清晰可辨,還兼及流經地區的山嶽、丘陵、陂澤的地望、重要的關塞隘障、郡縣鄉亭聚的地址及故墟和有關的歷史遺蹟。對於每一條水道都多方印證,力求核實它的方位和流域,使條條河流和地區都能脈絡清楚,區劃分明[68]。這是一部反映當時河流系統及其流域自然與社會面貌的重要著作。
其二,是思想史和民族史上的價值。酈道元以地理之學描繪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面貌,一方面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歷史文化觀念,另一方面也使後人感動不已,從而加深了對歷史的認識[69]。《水經注》在這方面的價值,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發掘和闡釋。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李吉甫(758—814年),是唐肅宗至唐憲宗年間的人,其仕途上最活躍的時期是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曾兩度為相。他著有《十道圖》、《古今地名》、《刪水經》、《元和國計簿》以及《元和郡縣圖志》等書,但只有這部《元和郡縣圖志》流傳至今,且圖已久佚,只存文字。
《元和郡縣圖志》是一部關於唐皇朝全國地理總志之書,成書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故名。原書有文有圖,正文四十卷、目錄二卷,圖與目錄久佚,正文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卷全闕,第十八、二十五卷有闕,今存完整的正文凡三十四卷[70]。李吉甫是一個政治家兼學者的人物,這一點他與同時代的杜佑有相似之處。因此,他的《元和郡縣圖志》的撰寫,有明確的經世致用的宗旨,誠如他在這書的序文所說:
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內庭視草之列,尋備袞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閱,或裨聰明,豈欲希酇侯之規模,庶乎盡朱憨之條奏。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並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71]
這篇序文,其實是李吉甫的上書表。文中,他批評了以往地理書的弊端,而強調了「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即地理之書在經濟、軍事方面的意義。他說的「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正是針對「安史之亂」後唐皇朝面臨的複雜的形勢而說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書不獨反映了唐皇朝的地理建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之際的政治形勢,是後人認識唐代歷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地理總志,故具有雙重的歷史價值。
《元和郡縣圖志》內容豐富,不只是記地理狀況,而且包含有經濟、政治、歷史、民族、軍事等方面的內容,讀來使人興致盎然,開闊眼界,積累知識。如它記關內道華陰縣及其境內重要地名地址,寫道:
華陰縣(原註:望。西至州六十里。)本魏之陰晉邑,秦惠文王時,魏人犀首納之於秦,秦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屬弘農郡。後魏屬華州。隋大業五年移於今理。垂拱元年改曰仙掌,尋復舊名。
長城,在縣西,春秋時秦、晉分界處。
太華山,在縣南八里。
尤其是華陰縣境內的潼關,所記分外詳細:
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又雲河在關內,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沖關」。謹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縣,即今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鈐束之要。漢武帝元鼎三年,楊仆為樓船將軍,本宜陽人(原註:今福昌縣也),恥居關外,上疏請以家僮七百人徙關於新安,武帝從之,即今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而郵傳所馳,出於南路,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長安,出函谷關,自此已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則是中間徙於今所。今歷二處而至河潼,上躋高隅,俯視洪流,盤紆峻極,實謂天險。河之北岸則風陵津,北至蒲關六十餘里。河山之險,邐迤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曠然,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戶牖,百二之固,信非虛言也。
再看其記河北道之定州,涉及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民族遷徙、變化,而下限直至唐玄宗天寶,它寫道:
定州(原註:博陵。上。開元戶六萬五千四百六十。鄉一百三十。元和戶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鄉一百一十四),今為易定節度使理所。
管州二:定州,易州。縣十六。都管戶三萬六千四百二。
《禹貢》冀州之域,亦堯帝始封唐國之地。春秋時鮮虞白狄之國,《左傳》曰:「晉荀吳侵鮮虞」,是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與六國並稱王,後為趙武靈王所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兼天下,今州蓋秦趙郡、巨鹿二郡之地。漢高帝分趙、巨鹿置常山、中山二郡,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改為中山國,封子勝為中山王。哀帝崩,立中山孝王之子衎,是為平帝。後燕慕容垂僭號,建都於此,仍置中山尹。後魏道武帝平慕容垂子寶為中山郡,置安州,又改為定州,以安定天下為名也。隋開皇元年,以「中」字犯廟諱,改中山郡為鮮虞郡。大業三年,改為博陵郡,遙取漢博陵郡為名也。九年,又改為高陽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復置定州,復開皇之舊名也。天寶元年改為博陵郡,乾元元年復為定州。
又如其記河南道之汴州,涉及歷代建置沿革變化,讀來亦頗有興味,它寫道:
汴州(原註:陳留。雄。開元戶八萬二千一百九十。鄉一百六十一。元和戶八千二百一十八。鄉五十三),今為汴宋節度使理所。
管州四:汴州,宋州,亳州,潁州。縣二十八。都管戶三萬一千四百四十四。
《禹貢》豫州之域。春秋鄭地。戰國魏都,《史記》魏惠王自安邑徙理大梁,即今浚儀縣。秦為三川郡地。漢陳留郡之浚儀縣也。酈生說漢高曰:「陳留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漢文帝以皇子武為梁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濕,東徙睢陽,今宋州是也。漢陳留郡即今陳留縣,東魏孝靜帝於此置梁州,周宣帝改為汴州(原註:以城臨汴水故也)。隋大業二年州廢,以開封、浚儀屬鄭州。隋亂陷賊,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復置汴州。
其所記各州,都要註明「州境」,即東西距離、南北距離,以及「八到」,即每一方位抵達最近距離主要地點之里程。
由於《元和郡縣圖志》是我國古代現存最為完整的一部全國總志,又出自唐代這一盛大的朝代,本身即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倘人們細讀此書,領略其所記各方面內容,一種厚實的、真實的歷史感不禁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