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述

  前面講到，「正史」中的民族史專篇，有的已超越當時或今日國境的範圍。這就涉及對當時或今日域外情況的記述了。其中，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記載，如《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約兩千字，是關於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資料，迄今為中外學者所重視[72]。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中國僧人西行「求法」有關。據《高僧傳》、《續高僧傳》、《出三藏記集》記載。從西晉始建到劉宋滅亡的兩百年間，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還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經歷記載下來，成為這個時期很重要的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如東晉元興三年（404年），僧人智猛、曇纂等十五人離長安，經西域、越蔥嶺，至罽賓（今克什米爾）、迦維羅衛（今尼泊爾南境）、華氏城（今印度巴連弗）等地。劉宋元嘉元年（424年）智猛、曇纂返回涼州。智猛先在涼州譯經，後入蜀寫出《遊行外國傳》。《隋書·經籍志》地理類有著錄，惜其書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顯（約337—約422年）所寫的《佛國記》，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有關中外交通的記錄，它記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的歷史、宗教，以及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交通情況，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寶貴文獻。其後，南朝梁時僧人慧皎著《高僧傳》，據《佛國記》的內容寫成《釋法顯傳》收入本書。沈約撰《宋書·夷蠻傳》，記「師子國」、「天竺迦毗黎國」等與宋的交往，記「倭國」與宋的交往等，反映了中國與外域聯繫的發展。

  隋唐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有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和杜環的《經行記》，是很重要的成果。《舊唐書·賈耽傳》主要記了賈耽在地理學上的成就，他的治學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處。杜環是杜佑的族子，在唐軍與大食軍戰於怛羅斯一役中被俘，後輾轉回國，乃著《經行記》。杜佑《通典·邊防九》數次引用《經行記》，成為後人了解唐代中亞各國的重要文獻。

  如關於「獅子國」，杜佑引杜環《經行記》曰：

  杜環《經行記》云：「獅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害，人皆儋耳，布裹腰。」

  關於「大秦」，杜佑引杜環《經行記》曰：

  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干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鄰國，在勃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行之所經也，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法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關於「大食」，杜佑引《經行記》補充大食史事曰：

  杜佑在「石國」等條目下，還有一些引用。從杜佑的這些引用來看，對於後人了解當時人們所具有域外知識（如地理、風俗、宗教等）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對於後人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外關係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二書雖久佚，但唐代學者的世界眼光卻永不磨滅。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貢獻。《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海內寄歸傳》、《往五天竺國行傳》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被稱為「東方三大旅行記」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譽。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應唐太宗的要求，記述其西行「求法」的經過及沿途所見所聞。此書由玄奘口授，其弟子辯機筆錄撰輯而成。玄奘在此書的序文中寫道：

  玄奘輒隨游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儔，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郁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敘，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73]

  玄奘特別強調了「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說明這是一些前所未知的事物。至於「不有所敘，何記化洽」，這多少包含了文化交融、傳播之意，顯示了唐文化的氣度。

  當時的著名學者敬播也為《大唐西域記》作序，序中概述了玄奘西行的經歷、意義及《大唐西域記》的價值。他寫道：

  以貞觀三年[74]，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途，幾必危而已濟。喧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群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眾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跡，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於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觀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帙，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輯於微婉；瑣詞小道，冀有補於遺闕。[75]

  敬播的序文對《大唐西域記》的內容作了很好的概括；所謂「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把這書的價值畫龍點睛地道了出來。

  另一位當時著名學者于志寧對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這樣評論的：

  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倫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核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76]

  于志寧的這幾句話，講得中肯，而且極有分量。所謂「立言不朽，其在茲焉」，千餘年後，仍不失為卓見。

  [1] 見姚思廉：《陳書》卷三十《陸瓊傳》、李延壽：《南史》卷四十八《陸慧曉傳》。

  [2] 魏收：《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常山王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80頁。按：《科錄》，《新唐書·藝文志二·雜傳記類》作《秘錄》，誤。

  [3] 關於《通史》，諸書所記不盡一致。《梁書·文學上·吳均傳》：「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520年），卒，時年五十二。」《梁書·武帝紀下》記：「又造《通史》躬制贊序，凡六百卷。」《隋書·經籍志二·正史類》著錄：「《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史通·六家》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4] 《魏書·儒林·平恆傳》記：平恆撰《略注》百餘篇，自周至魏，述「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周書·明帝紀》記：周明帝令文學之士「捃采眾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卷」。《陳書·顧野王傳》記：顧野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而卒。這些，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都可視為不同體裁的通史，但它們的影響均不如《科錄》和《通史》。

  [5] 以上所引，均見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常山王遵傳》記，《科錄》一書在北魏孝明帝神龜二年（519年）以前已經撰成，「表上」；又據《梁書·文學上·吳均傳》稱，吳均卒於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時《通史》尚未完成，其成書當在《科錄》之後無疑。《史通》說《科錄》「多依仿《通史》」，誤。

  [6]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頁。

  [7]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8]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9] 李延壽：《北史》卷一百《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344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4頁。

  [11] 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7年。

  [12]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二《韓思彥傳附韓琬傳》及卷五十八《藝文志二·職官類》與《雜傳記類》。

  [13]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別史類錄」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頁。

  [14] 高似孫：《史略》卷四「高峻小史」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0頁。

  [15] 高似孫：《史略》卷二「後魏書」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4頁。

  [16] 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7] 1933年，魯迅先生在《准風月談·晨涼漫記》中曾經寫道：「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的《偉人論》那樣。」這是魯迅先生關於作一部「中國的『人史』」的設想。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參考《統載》的體例和魯迅關於「中國的『人史』」的設想，比較系統地選擇歷史上那些政治上有作為、思想上有創見、科學上有發明、文化上有建樹以及在其他方面有貢獻的人，寫一部《中國人物通史》一定是很有意義的。

  [1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19]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565頁。

  [20]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21] 《建康實錄》書末記：「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這是說的《建康實錄》的上限至成書之年的年代。

  [2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頁。

  [2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經籍考》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642頁。

  [2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別史類」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47頁。

  [2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別史類」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47頁。

  [26]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建康實錄」條，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7年，第17頁。

  [27]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馬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34頁。

  [28]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馬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52頁。

  [29] 據已故劉節先生考證，《舊唐書》本傳所謂《子鈔》者，即是《新唐志》著錄的《意林》；其所謂《年曆》者，即是《唐年小錄》，記德宗以前故事，《通鑑考異》曾引用其書。劉節先生對《通曆》一書的流傳、補撰、版本有詳細的考證，足資參考（參見《中國史學史稿》，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148頁）。

  [30] 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1] 參見計六奇：《唐詩紀事》卷五十「姚康」條。

  [32] 今人陳光崇先生撰《記晚唐史家姚康和陳岳》一文考其仕履及著述甚詳，頗多參考（見《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3]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撰集》所記，與此略同而稍詳。《新唐書·藝文志二·正史類》於「集史」下著錄；「姚康復《統史》三百卷。大中太子詹事。」所記姚康復，應是《舊唐書·宣宗紀》和《冊府元龜》所說的姚康。《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條書為「姚思廉《通史》」，誤。

  [34] 參見本書第八章論《通典》的內容。

  [35] 參見陳光崇《劉秩事跡考》一文，載《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3頁。

  [37]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90頁。

  [38]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條，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7年，第7頁。

  [39]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40]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31～32頁。

  [41]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裴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449頁。

  [4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裴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449頁。

  [4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3頁。

  [44]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3頁。

  [45]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十四《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39頁。

  [46]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47] 杜佑：《進〈理道要訣〉表》，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8]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49]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撰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288頁。

  [50] 柳冕：《答孟判官論字文生評史官書》，見姚鉉：《唐文粹》卷八十二，明嘉靖年間刻本。

  [51] 見姚鉉：《唐文粹》卷八十二。按：劉軻，兩《唐書》無傳。《新唐書·藝文志二·編年類》注曰：「字希仁，元和末進士第，洛州刺史。」據此，有人說他就是韓愈所作《答劉秀才論史書》中的那個劉秀才，尚待深考。

  [52] 蕭穎士：《贈韋司業書》，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494頁。

  [53]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876頁。

  [54]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

  [55]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3頁。文中所說荀、袁、孔、蕭，系指荀悅、袁宏、孔逭、蕭統。孔逭，南朝宋人，曾編集《文苑》一百卷，《南史》卷七十二有傳。

  [56] 參見史念海、曹爾琴：《方志芻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57] 參見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言，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

  [58] 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劉琳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第901頁。

  [59]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頁。

  [60] 參見白壽彝：《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頁。

  [61] 常璩：《華陽國志》前言，劉琳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第7頁。

  [62] 《西域圖記序》，見魏徵等：《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579頁。

  [63]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64] 《隋志》著錄為「《水經》，酈善長注」。

  [65] 魏收：《魏書》卷八十九《酈道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926頁。

  [66] 《水經》作者歷來有異說，今從漢桑欽所著說。

  [67] 見酈道元：《水經注敘》，載王國維：《水經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頁。

  [68] 見吳澤：《水經注校》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9] 今人楊向奎在《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序言中寫道：「近來陳橋驛教授在《酈道元生平考》一文中也曾經指出，在『《水經注》這部巨著中，卻相當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觀點，從全書來看，他最主要的思想，即是前已述及的南北統一，恢復一個版圖廣大的中華帝國的願望』。這說明了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變作無比的精神力量。」陳教授又說：「在《水經注》以前的一切地理著作中描寫祖國各地的自然風景的，實在鳳毛麟角，但酈道元卻在這方面如此殫精竭慮，逾格重視，這只能說明他如何地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一個生來就從未見到過統一祖國的人，而卻要以歷史上一個偉大王朝的疆域作為他的寫作範圍，這也只能說明他是如何嚮往著一個統一的祖國。在南北朝這樣一個國家分裂，山河破碎，戰爭頻仍，人民流離的時代里，酈道元卻能寫出這樣一部把當時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融合成一體的巨著，而又以如此美好的描述，歌頌祖國各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由此可以說明，《水經注》是一部偉大的愛國主義著作，而酈道元則是一位值得崇敬的愛國主義者。」（《酈道元生平考》，見《地理學報》第43卷第3期）陳橋驛教授稱讚酈道元是一位值得崇敬的愛國主義者，因為他是一位祖國統一的嚮往者。我們欽佩陳橋驛教授的卓識，同時也認識到，即使在中國分崩離析的時代，無論朝野，這統一的思想始終浸潤在人們的心間。

  [70] 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71]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首《元和郡縣圖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

  [72] 參見周一良：《〈三國志〉解題》，載《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3] 玄奘：《大唐西域記》序，章巽校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頁。

  [74] 貞觀三年，疑為貞觀元年之誤。

  [75] 玄奘：《大唐西域記》，章巽校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頁。

  [76] 玄奘：《大唐西域記》，章巽校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