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史撰述及其歷史價值

  這一時期的史家還寫出了許多當代民族史著作，但它們多是以皇朝史或「國史」的形式出現的。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和魏收的《魏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節本和輯佚本流傳，已不可窺其全貌了。《魏書》在這方面的成就已如前述，但它在民族史記述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還記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鮮卑族的歷史，記述了鮮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歷史，涉及東北、西北、西域、北方許多民族，顯示出在民族史記述上的開闊視野。它在反映這個時期北部中國諸民族的重新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總結性的著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家的民族史記述，還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書撰述中。如上面講到的《華陽國志》，它關於西南民族史的記述很豐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記載了三十多個少數民族或部落的名稱和分布，而且對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蠻」）、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歷史、傳說、風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關係，作了較多的敘述，有很多記載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見的。還有一些記載，如果對其作深入的研究，可能對說明有關民族的族源、遷徙歷史，提供有價值的線索和根據[61]。《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小序引《周官》之意，說：「夏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這是強調了地理書中關於民族情況的記載。又說到晉摯虞所著《畿服經》，齊時陸澄所著《地理書》，任昉所著《地記》以及陳時顧野王所作《輿地誌》。這幾部大書都已佚亡，但從其所記載中，可以得知它們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記述的。此外，如周處的《風土記》、盛弘之的《荊州記》、譙周的《三巴記》、常寬的《蜀志》（《蜀後志》）等，雖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質。

  

  隋唐時期，人們對於民族關係和民族史的認識，具有超越前人的開闊視野和新的境界。隋煬帝時，裴矩撰《西域圖記》一書，認為隋代是「混一諸夏」、「無隔華夷」的時代；若對少數民族歷史「有所不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這是在宣揚隋朝的強大，但他重視民族史撰述確是出於自覺的要求。裴矩用「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的方法，記西域四十四國的歷史、地理、社會風俗，並「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又「別造地圖，究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62]。此書雖已不存，但從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對當時西域各族社會歷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僅承認少數民族政權歷史為「正史」的內容和「正史」的地位，而且也撰寫這樣的「正史」，這是他們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貢獻。《晉書》載記對於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連勃勃等十六國統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評論。杜佑《通典·邊防典》共十六卷，可以看作是當時一部翔實的民族史和域外情況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63]的見解，從文明發展進程上來看待華夷關係，是歷史進化思想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晚唐時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於中原與「四夷」的關係史，二是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歷史。李德裕的《異域歸忠傳》、高少逸的《四夷朝貢錄》屬於前一類著作；後一類著作以關於雲南地區的社會歷史撰述最為突出，主要有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李德裕的《西南備邊錄》、竇滂的《雲南別錄》和《雲南行記》、徐雲虔的《南詔錄》、盧攜的《雲南事狀》、達奚洪的《雲南風俗錄》、樊綽的《蠻書》（一作《雲南志》）等。這些書，大多撰於武宗至僖宗年間。這些著作大都亡佚，倖存至今的只有《蠻書》十卷。

  樊綽在懿宗咸通年間任安南從事，是蔡襲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年）的一次事變中得以生還，撰成此書。《蠻書》各卷的內容是：「雲南界內途程」，記當時由內地進入雲南的交通；「山川江源」，記雲南境內的主要山脈、河流的名稱、方位或流向及其他自然條件；「六詔」，記六詔的由來及其與唐的關係；「名類」，記雲南境內其他各族概況；「六瞼」，記雲南各州概況；「雲南城鎮」，記雲南主要城鎮的建置、布局、兵防，以及居民、交通、自然形勢；「雲南管內物產」，記農時、耕稼方法、手工技藝、物產及其分布；「蠻夷風俗」，記雲南各族的服飾、儀容、婚俗、節日、度量、房舍、喪俗、葬式、語言；「蠻夷條教」，記南詔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記與南詔毗鄰地區的概況。這是一部包括雲南歷史和現狀、自然和社會的內容豐富的著作，而書中關於唐朝與南詔之關係史的敘述則占有極突出的位置，是一部珍貴的民族史著作，多為後人所引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