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地方史和民族史撰述

  一、地方史撰述

  中國史學上關於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遲在兩漢時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漢書·地理志》時，就曾經使用過當時地方志的材料[56]。魏晉南北朝時，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發展。劉知幾《史通·雜述》論郡書說：「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又論地理書說：「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為主，側重記社會；後者以地理為主，側重記自然、風俗。它們的共同點是記一方之史。《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自《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以上，大多屬於劉知幾說的郡書；地理類著錄諸書，比劉知幾說的地理書要廣泛得多。

  今存《華陽國志》是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書·經籍志》史部把它列入「霸史」類，《史通·雜述》把它歸於地理書。其實，它兼記一方的歷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風俗、物產，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地方史。「華陽」之名取自《禹貢》說的「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志》因所記為《禹貢》九州之一梁州地區的歷史，故采古義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將，生卒年不詳。他出生於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成漢李勢時官散騎常侍，掌著作；入晉，為桓溫參軍。據今人考證，常璩撰成《華陽國志》，當在東晉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之間[57]。《隋書·經籍志》史部「霸史」類還著錄有他的《漢之書》十卷，當撰於成漢時期，入晉秘閣後改稱《蜀李書》，亦作《蜀書》。

  《華陽國志》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記梁、益、寧三州的歷史概況，以地理建置、自然狀況為中心，詳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風土、物產、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漢、三國、兩晉歷代皇朝的密切關係。每卷之下都有「總敘」，然後分敘各郡，總共為三十三郡。卷五至卷九，分別是《公孫述劉二牧志》，記公孫述、劉焉、劉璋事；《劉先主志》、《劉後主志》，記劉備、劉禪事；《大同志》，記三州在西晉時期的史事，起於魏之破蜀，迄於晉愍帝建興元年（313年）三州大部為李雄所據；《李特雄期壽勢志》，記「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二年史事，迄於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年）。這幾卷，是關於三州自東漢末年至東晉初年的編年史；用漢、蜀漢、兩晉紀年而黜李氏紀年，僅記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賢士女總贊》（上、中、下）和《後賢志》，前者記蜀郡、巴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諸士女三百餘人，皆晉以前人物，後者記兩晉時期三州人物二十人。卷十二是《序志並士女目錄》。《目錄》所收凡四百零一人，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不見於卷十和卷十一所記；《序志》略仿《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闡述了撰述旨趣、所據文獻和各卷目錄提要，但未敘述著者本人家世，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後為晉臣的經歷有關。

  《華陽國志》在編撰上有自成體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區的歷史面貌、政治變遷、不同時期的人物傳記由遠而近、由廣而微地編纂成一書，集中記述了東晉初年以前梁、益、寧三州（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區）的歷史，堪為這個時期地方史撰述中的傑作。常璩撰《華陽國志》的旨趣，既有史學上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考慮。他在《序志》中開宗明義說：「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疏略。」他稱道陳壽撰的《益部耆舊傳》，但認為它「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又說《漢書·地理志》「頗言山水」，但「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又說「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桑梓之域，曠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陴靡聞」，擔心家鄉的歷史遭到湮沒的命運。他說自己是「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雖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這些，都是從史學上著眼的。從政治上考慮，他是要以本書證明：「夫恃險憑危，不階歷數，而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永鑒也。」因此，他撰本書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貶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勸也」。總之，濃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確的政治借鑑交織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華陽國志》有三個方面的資料來源：一是皇朝史，如《漢書》、《東觀漢記》、《漢紀》、《三國志》；二是有關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譙周《三巴記》、陳壽《益部耆舊傳》、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資料，其中當包括他撰寫《漢之書》（《蜀李書》）時所積累的資料。此外，他也參考了《史記》和先秦文獻。《華陽國志》在編撰體例上受《史記》、《漢書》影響最大：前四卷脫胎於《漢書·地理志》，但在局部敘述上要比前者來得豐富；中間五卷，仿照《史》、《漢》本紀和荀悅《漢紀》；「先賢」、「後賢」敘人物，形同紀傳體史書的列傳，「先賢」贊語效法《漢書》的「贊曰」；末卷，《序志》已如上述，《士女目錄》可能是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啟發。這反映出常璩在歷史編撰上的良好修養。常璩在歷史觀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評世俗流傳的「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的謬說，指出：「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這是多麼明朗的唯物思想和無神論傾向！但他接著又說：「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58]。這雖是對於割據稱雄者的批評，但他卻是以「天命」作武器，就顯得蒼白無力了。《華陽國志》各卷都有後論，稱為「撰曰」，雕琢字句而內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歷史思想上的貧乏。劉知幾稱讚它「詳審」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59]，指出了《華陽國志》在歷史編撰上的成就。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參據，也足以證明它在史學上的價值。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偽難辨，殘缺不全，唯《華陽國志》歷一千六百餘年獨放異彩，使今人閱後可以想見中國古代西南地區文明發展的進程。同地方史撰述發展相關聯的，是民族史撰述的發展。中國史學上關於民族史撰述的專篇，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它把環繞中原的民族，儘可能地描繪出一幅極為廣闊而又井然有序的畫卷。它寫了《匈奴列傳》、《南越尉佗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按地區分別寫出北方、南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的民族歷史。把這六個專篇合起來，可以說是一部相當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記載是超越當時和今日國境範圍的[60]。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開創的意義。其後，《漢書》、《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陳壽《三國志》都有記述民族史的專篇，隨著民族內部和民族之間的重新組合，專篇內容也不斷有所變化。范曄《後漢書》比較晚出，它在繼承、綜合前史的基礎上，寫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專篇，可以同《史記》、《漢書》的有關專篇相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