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史撰述復興的意義

  唐代史家特別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著意於通史的撰述，這是歷史時代的要求，也是史學發展的趨勢。

  從歷史時代的要求來看，隋唐統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統一政治局面，帶來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這就賦予當時的史學家一種比他們前輩更大的氣魄和胸懷，使他們能夠把自己的視野投向遙遠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歷史進程。李大師的「編年以備南北」的撰述思想，無疑是隋唐統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壽纂南朝四史為一史、北朝四史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統一的局面下才能產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經群史，上自遠古，下至當世，分門別類，舉其始終，歷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論議，條分縷析，一一備載。此種宏大氣魄，不能不跟統一的唐皇朝的歷史和現實有密切的關聯。誠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詔書中說的那樣：「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命。」[45]白居易的話，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歷史時代對史學家的要求，這個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識」，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歷史時代的要求還表現在它向史學家提出了現實問題，需要史學家做出回答。唐代中葉以後，社會急劇動盪，唐皇朝的「盛世」已經結束。怎樣醫治社會的瘡痍？怎樣復興人們記憶中的「盛世」？於是，詩人在詠嘆和呼號，思想家在思考和論證，政治家在謀求改革，而史學家也必須對歷史和現實做出總結和說明。正因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諸人事，將施有政」[46]為其宗旨，以「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47]為撰述上的具體要求，以達到「經邦」、「致用」[48]的目的。同樣，馬總撰《通曆》，敘歷代「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臣賢否」；姚康撰《統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49]，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從史學發展趨勢來看，唐代中葉以後，有的史家深感紀傳體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則又有慨於編年體史書多有冗闕，缺乏條貫，反映了他們不滿足於斷代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如出身於史學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批評司馬遷，一方面又說：「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50]劉軻的《與馬植書》可以認為是關於《史》、《漢》以來史學發展的一個論綱，書說：「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眾美，成一家之盡善。」[51]說明他亦有志於通史撰述。至於蕭穎士的「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原是抱著這樣一個目的：「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52]蕭穎士對紀傳體史書有很深的偏見，但他探索和發展編年體通史的勇氣卻是可貴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書體裁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這跟他們對史書的表現形式有比較豁達、開闊的見解有關。自魏晉以來，關於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爭論一向很激烈，劉知幾反對「唯守一家」的論點，主張「班、荀二體，角力爭先」，編年、紀傳都應當存在下去。後來，中、晚唐之際的皇甫湜寫了一篇《編年紀傳論》，是很精彩的辯難文章，其中有一段話是：

  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53]

  他認為體裁不是不變的，關鍵在於「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即根據實際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變化。他在這篇文章中還認為：一部史書要做到「包該事跡，參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騁才力」，刻意於創新。皇甫湜關於史書體裁的這些論點是很重要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有紀傳體、傳記體、編年體、典制體、文征體等，運用多樣的體裁撰述通史，這對於開拓歷史研究領域，對於表現豐富的社會歷史，都有重要意義。皇甫湜是文學家，但他說的這些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個時期的史學家的思想和活動。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學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對唐代以後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如前所述，劉知幾在史書體裁上肯定了「班、荀二體」，並對它們做出了很好的總結；他沒有提出對於新的史書體裁的設想，這是不應苛求於他的。但是，劉知幾在對待《史》、《漢》二家（它們是屬於同一體裁的二家）的態度上，卻反映了他對通古今之變化的撰述思想的隔膜以及對綜一代之興廢的著作宗旨的激情。如果說，任何一個史學家（其他的「家」也是如此）都有其局限性的話，那麼，劉知幾對撰述通史的看法則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史識的局限性。其實，對於史學工作來說，通古今之變化和綜一代之興廢，都是不可少的。對此，劉知幾也是矛盾的。他曾說：「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訖於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棻）、顏（師古）、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54]究竟如何「因其舊義，普加釐革」呢？他沒有說。其中似乎也包含了一點作通史的意思，但他終究沒有這樣去做，而是轉向了對於通史的嚴厲批評，並警告史學家們，說那是勞而無功之舉，應深深地引為鑑戒。然而，唐中葉和唐晚期的史學家之通史撰述的成就，卻使他的這些論點黯然失色。新的史書體裁出現了，運用各種體裁撰述的通史出現了。如果說，唐盛世的史家在總結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麼，唐中葉和唐晚期的史家則在通史撰述方面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對宋元及其以後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宋元時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響分不開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總結中國史學上通史撰述的發展情況時，寫道：

  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大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55]

  他的這段話，概括了四部通史在體裁上的淵源和內容上的特點，並確認「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如果章學誠的這個看法大致不錯的話，那麼，中國古代史學上通史撰述的這個「極盛」時期當是上起唐代而下至兩宋。這說明，從通史的撰述來看，唐代無疑是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