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代史家的典制體通史和文征體通史撰述

  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制體通史，裴潾《通選》是文征體通史。《通典》是現存典制體史書中影響極大、價值很高的書，《通選》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約二十歲開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過許多職務，以擔任淮南節度使的時間最長，晚年出任宰相，歷德、順、憲三朝，在仕途上度過近六十個年頭。《通典》一書，始撰於唐代宗大曆之初（766年），成書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前後用了三十六年的時間。全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列有細目；上限始於黃帝，下限止於唐玄宗天寶末年及肅宗、代宗年間，有的史事截止於成書前數年，可謂體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學的最高成就。

  關於《通典》一書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專文論述[34]，此不贅述。這裡，我想對有關《通典》一書之淵源的傳統看法提出一點辯難，為的是要獲得對於這部典制體通史的比較接近正確的認識。關於這書，《舊唐書·杜佑傳》是這樣說的：

  （杜佑）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

  《新唐書·杜佑傳》所記與此略同。這裡的記載，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懷疑的。

  第一，劉秩《政典》果真有這麼大的社會影響嗎？《新唐書·劉子玄傳》附《劉秩傳》卻有另外一種說法：「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壓其兵，（劉）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敗所系，不可忽。』房見其書，以比劉更生。」這裡說的「房見其書，以比劉更生」，從劉秩與房琯的關係來看，從《漢書·劉向傳》所記劉向（更生）行事來看，也證明後一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而前一種說法是失實的[35]。可見，兩《唐書·杜佑傳》所記房琯讚揚《政典》的話原是張冠李戴；既如此，所謂《政典》「大為時賢稱賞」云云，當然也就很值得懷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嗎？我認為這個說法也是很可疑的。杜佑是一個「始終言行，無所玷缺」[36]、「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37]的人，這雖然不免有所誇張，但畢竟反映了他的為人。如果《通典》與《政典》真有這種淵源關係，他是不會在《通典》自序或《進〈通典〉表》中隻字不提的，此其一。其二，對《通典》一書「頗詳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隻字未提及《政典》。而他在《序》中說的這一段話，則是意味深長的：「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他這裡強調的恰是《通典》的「約乎舊史」，又與《政典》何涉？！

  

  第三，《通典》究竟是以《政典》為「藍本」，還是以歷代正史書志為淵源？由於新、舊《唐書·杜佑傳》在上述兩個問題記載上的失實，造成謬種流傳，使《通典》及其作者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最典型者莫過於清代考據學者王鳴盛的論點。他認為：《通典》「既以劉秩書為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為己有。以保之事力，撰集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雲易也」[38]。從上面的討論中，已可看出王鳴盛這個論點的大謬不然。我認為：《政典》「取《周禮》六官所職」進行撰述，是一部講職官的書；而《通典》則「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議論，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39]，是一部廣泛地講典章制度的書，它們在淵源上和內容上的歧異昭然若揭。事實上，《通典》的真正淵源不在《政典》，而在歷代正史之書志。梁啓超在講到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發展時說：「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實史志著作之一進化也。」[40]梁啓超從歷史編纂學的觀點說明《通典》跟史志的淵源關係，說明杜佑是順應了「會通古今、觀其沿革」，「統括史志」這一「通」的史學發展潮流，其所持論點是正確的。可惜，梁啓超的論點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以致在新近發表的一些著作中，尚有沿襲新、舊《唐書》之《杜佑傳》的舊有論點的。

  現在來說裴潾編撰的《大和通選》。裴潾，兩《唐書》有傳。他是德宗至文宗年間人。憲宗時為諫官，後來做到起居舍人，因上疏反對憲宗酷信神仙、濫服奇藥而被貶。穆宗時，做到考功吏部二郎中。敬宗時，任給事中。文宗時期，官至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在仕途上，裴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為權幸所知」[41]，說明他是一個為人正直的人。

  《大和通選》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四·總集類》有著錄。這書是裴潾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編集的。史載：

  （大和）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並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42]

  據此可知，《大和通選》是一部類似《昭明文選》的著作，是為續《昭明文選》而編集的。按通常的看法，這書本是文章彙編，並非歷史著作。但是，文章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同樣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歷史文獻，此即章學誠所謂「以詞章存文獻」[43]，亦如他在地方志中所創立的「文征」一門。《大和通選》雖已佚，但我們今天讀《文選》，讀《唐文粹》、《宋文鑒》，讀《元文類》、《明文衡》、《清文匯》等書，從中得到對於歷代社會風貌的認識，亦可想見《大和通選》的這種作用和意義。因此，章學誠把《大和通選》作為「通史家風」的一種表現形式來看待[44]。我們把章學誠提倡的這種表現形式稱作「文征體」，而《大和通選》則可以看作是文征體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