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史家的編年體通史撰述

  唐代史家在編年體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蕭穎士撰的編年體通史、許嵩撰的《建康實錄》、馬總撰的《通曆》和姚康撰的《統史》是這方面成就的主要標誌。

  蕭穎士（708—759年）是唐玄宗時期的著名文人。在史學方面，他精於譜學，曾著《蕭梁史譜》、《百家類例》等書，與韋述、柳沖、孔至等，都以通曉譜學而知名。他在史學上的另一成就是撰述了編年體通史百篇。他認為：「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因此，他「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為傳百篇」[18]。

  蕭穎士在史書體裁上是崇編年而抑紀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李華說他「尤罪子長（司馬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是概括得很中肯的。蕭穎士對史書體裁的這種看法，是一種極其明顯的保守觀點，這跟他在政治上主張「以中古易今世」[19]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不足取的。但是，應當看到，他撰述漢初至隋末八百餘年的編年體通史的勇氣和做法，在他之前罕有其人，不失為一個壯舉。他撰述的編年體通史，在書法上也有自己的見解，如：「在（曹）魏，書高貴（鄉公）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20]可見他對自己見解的自信。蕭穎士的編年體通史今已不存。

  許嵩撰述的《建康實錄》二十卷，今存。許嵩，兩《唐書》無傳，只知道他是唐肅宗時人。關於這部書的宗旨，從許嵩《建康實錄》序中可以看出：第一，這書專記建都於建康（今南京市）的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史事[21]，故名《建康實錄》；第二，這書對「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等古蹟有較多的記載，這是它的一個特點。我們把它作為編年體通史看待，也是從相對的意義上考慮，它跟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一樣，是通數代之史為一史的通史。

  但是，《建康實錄》又同《南史》、《北史》在體例和內容的完備上，都有很大的區別。《南史》、《北史》是規範的南北朝的朝代史，而《建康實錄》既非規範的編年體六朝朝代史，更非規範的紀傳體六朝朝代史。其卷一至卷十，以編年體記吳、晉史事；卷十一至十六，記宋、齊史事，前有編年體帝紀，後有宋、齊列傳，且齊有「宗室及諸王」傳，而宋則無。卷十七至十八記梁朝事，前有編年體帝紀，後有「后妃傳略」、「太子諸王傳略」和「功臣」傳，並附記「後梁」史事。其卷十九至二十記陳朝事，前有編年體帝紀，後有「陳朝功臣」，而無「后妃傳略」、「太子諸王傳略」。總之，它的前十卷不同於後十卷，而它的後十卷也多有不同，全書在歷史內容的採擷和史書體例的處置上差異甚大，無統籌全局之跡象。正因為如此，《建康實錄》作為編年體史書在體裁上是有缺陷的，陳振孫說它是「編年附傳，大略用實錄製」[22]，似亦勉強。馬端臨批評它：「自（宋）順帝以後，復為紀傳而廢編年，其重複、一事牴牾者甚眾；至於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亦繁而多失矣。」[23]說明它在體裁上的前後不一和書法上的混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批評它「為例未免不純」[24]。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新唐書·藝文志》和《直齋書錄解題》把它列入「雜史類」，而《通志·藝文略》又著錄於「編年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著錄於「別史類」。諸家看法的不一致，反映了它在體裁上的缺陷。但由於《建康實錄》「引據廣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來考證六朝遺事者，多援以為征」[25]，如北宋劉恕作《資治通鑑長編》時，就曾吸取了它的有關部分，說明它在史料上仍有一定價值。王鳴盛曾經批評「此書用意亦李延壽之流亞」，「其粗疏紕漏，不可勝摘」，但也認為它是「千餘年舊物，業已流傳，未可覆瓿。且其人生玄、肅間，尚見古書……又小字夾注中援引古書，多亡佚已久者，此則大可寶貴」[26]。總之，《建康實錄》雖不是一部成功的編年體通史，但它在史料價值上仍有不可忽視的地方。

  

  馬總《通曆》十卷，今存。馬總，新、舊《唐書》有傳。他在唐德宗時期，先後做過從事、別駕等官。唐憲宗元和（806—820年）年間，他多次出任節度使、刺史、觀察使等要職，最後官至戶部尚書，在地方和朝廷都有比較好的政聲。馬總酷愛學習和著述，史家稱讚他「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27]；「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28]。可見馬總在從政和著述方面的經歷，很有點像略早於他的史學家杜佑。

  馬總的著述，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通曆》十卷，《唐年小錄》八卷，《意林》三卷，《奏議集》三十卷[29]。對於《通曆》這樣一部編年體通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類·編年類》作了很中肯的概括：

  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

  這是一部從「太古」至隋的編年體通史，記朝代興滅，述君臣賢否，而且有記事，有評論。其評論，也有為後人所肯定的地方。如王應麟說：《通曆》「隋事間有論著，謂（漢）文帝庶幾於王道，而景帝之擬成康，則有慚德。謂（漢）宣帝刑名圖霸之王也，而世以比光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30]《通曆》的缺點是過於「簡略」，它以十卷的篇帙敘唐以前的全部編年史，所以只能「粗述」而不可能寫得很豐滿。

  《通曆》在「通」的方面，是《建康實錄》所不可企及的。這兩部書，是現存的唐代史家撰述的編年體通史，它們在歷史文獻學上的價值是應該受到重視的。

  姚康《統史》三百卷，已佚。姚康，字汝諧，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進士，宣宗大中年間（847—859年）做到太子詹事[31]。其事跡兩《唐書》不曾記載[32]。關於姚康撰述的《統史》三百卷，《舊唐書·宣宗紀》是這樣說的：

  （大中）五年（851年）……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33]

  從這一段記載中，至少可以看到這樣三個問題：第一，《統史》包含的年代，跟《統載》、《通曆》和下面還要講到的《通典》大體是一致的，上起上古，下迄隋朝。這說明唐代史家對於撰述唐代以前的通史的重視。第二，《統史》內容十分豐富，是一部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通史；而對於這樣豐富的內容，作者運用編年體進行表述，這在中國編年體史書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創造性的成果。第三，《統史》三百卷，在編年體通史的撰述規模上也是空前的。

  准此，是否可以認為：《統史》是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問世以前，中國史學上編年體通史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