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通史、地方史和民族史

  第一節 通史撰述不斷增多的趨勢

  一、南北朝時期的通史撰述——《科錄》和《通史》

  自司馬遷、班固以下，至唐初劉知幾止，六七百年間，中國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從歷史編纂來看，這個發展有兩點是很突出的，一是史書種類的增多，一是朝代史的撰述風靡一時。這從《隋書·經籍志》史部所著錄的十三類史書中，看得很清楚。而在這幾百年中，史學家的通史撰述則寥若晨星，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經被大多數史學家遺忘了似的。隋朝陸從典曾經執行一個宏大的撰述計劃，即「續司馬遷《史記》迄於隋」，可惜他沒有把書寫完就被免職了[1]。其間值得提到的只有兩部書。一部是北魏元暉召集史家崔鴻等所撰的《科錄》二百七十卷，凡「百家要事，以類相從」，「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2]。另一部書是南朝梁武帝命吳均等所著的《通史》六百卷，上起「三皇」，下迄齊、梁[3]。這兩部書，是司馬遷以下至唐初劉知幾時，後者所能見到的規模較大的通史撰述[4]。

  然而，劉知幾對這兩部通史的評價都不高。他批評《通史》說：

  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

  這說明，《通史》是紀傳體通史。至於《科錄》，劉知幾認為：「其編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他進而指出，這兩部書的共同特點是「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5]。劉知幾對《通史》和《科錄》的批評是否恰當，已不可深考，但他對通史撰述多有微詞，則是顯而易見的。他批評《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他甚至認為撰述通史是「勞而無功」的事情。反之，他對斷代為史的《漢書》則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6]劉知幾還把歷代史書分為六家，認為：《尚書》、《春秋》、《國語》、《史記》等四家「其體久廢」，現在還能「祖述」的，只有《左傳》和《漢書》兩家了。他指的是斷代的編年史和斷代的紀傳史。由此，劉知幾進而斷言：「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7]班，是指班固和他的紀傳體朝代史《漢書》；荀，是指荀悅和他的編年體朝代史《漢紀》。在劉知幾看來，班、荀二體的斷代為史是大有發展前途的；至於通史之作，那是「述者所宜深戒」的[8]。

  誠然，劉知幾的這些看法，是他根據對當時史學發展情況所做的概括而提出來的，因而不能說他的這些看法是沒有道理的。但劉知幾的論點卻有明顯的片面性，即他在充分肯定班、荀二家斷代為史的成就，展望班、荀二體的前景的時候，忽略了以至否定了撰述通史的重要性。有一點是必須肯定的，這就是劉知幾的《史通》一書對史書體裁、體例方面的許多問題，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和深入的探索；但是，他對司馬遷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的撰述思想，卻沒有作認真的思考，這就妨礙了他有可能在通史撰述方面也提出一些有益的見解。

  這裡，劉知幾提出了一個問題：通史撰述有沒有廣闊的前途？撰述通史是不是「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戒」的？對此，中唐和晚唐的史學家們首先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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