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史》、《北史》的歷史影響

  《南史》、《北史》因其反映內容的重要和它們自身的特點，自兩宋以後，產生了廣泛的歷史影響。經過三四百年的流傳以後，北宋時，人們對《南史》、《北史》的評價越來越具有確切的含義，而且也越來越高。在北宋史學家中，《新唐書》作者歐陽修和宋祁是最先明確肯定《南史》、《北史》的：「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105]大史學家司馬光對《南史》、《北史》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曾經這樣講到他對《南史》、《北史》的認識過程：

  司馬光稱讚《南史》、《北史》是「近世之佳史」，是從兩個方面說的。一個方面，是說它們「敘事簡徑」，「無繁冗、蕪穢之辭」，這同歐陽修、宋祁說的「刪落釀辭」是一個意思；另一個方面，是認為李延壽可以與陳壽相比擬。在李延壽之前有很多史學家，司馬光為什麼偏以李延壽和陳壽相比擬呢？這裡有一個原因：陳壽的《三國志》撰寫了魏、蜀、吳三國歷史，是一具開創性的工作；李延壽以《南史》、《北史》總攬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個開創性工作。因為他們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所以司馬光才說「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陳壽歷來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學家，司馬光以李延壽比擬陳壽，足見他對李延壽的評價之高。

  到了南宋，重視《南史》、《北史》的人更多，評論它們的學者也更多了。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晁公武說：《南史》、《北史》「刪繁補闕，過本書遠甚，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108]。另一個著名藏書家和目錄學家陳振孫在介紹《南史》、《北史》時說：「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109]這說明他們是完全贊同歐陽修、宋祁對《南史》、《北史》的評價的。

  南宋還有兩位學者對《南史》、《北史》的評價，也是不應忽略的。他們是史學家洪邁和思想家葉適。洪邁在講到歷代史書的時候說：「李大師、延壽父子悉取（八書）為《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110]洪邁和晁公武的話，一再證明：南宋時期，「二史」在廣泛流傳上是「八書」所不可企及的。葉適在講到「二史」和「八書」的關係時說：「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撰為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111]葉適雖然把《南史》、《北史》視為「集史」，即「集」諸家之「史」為一史，但卻肯定了它們在勾畫歷史發展大勢方面的貢獻。

  值得重視的是，今存《南北史續世說》一書，為南宋史學家李燾之子李垕所撰[112]。《南北史續世說》十卷四十七門，第一至第三十六門列目完全仿照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其餘十一門系作者自創。這是一部主要取材於「二史」的筆記小說集，它以文學的形式反映了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從這部書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出「二史」所包含歷史資料的豐富性。

  此外，宋人關於《南史》、《北史》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南史》、《北史》放在諸史中一起研究；另一方面，是對《南史》、《北史》作專門的研究。現在，我們還可以從《宋史·藝文志》中約略地看到有關這兩個方面研究的一些情況或痕跡。

  《宋史·藝文志》著錄：周護《十七史贊》三十卷，《名賢十七史榷論》一百零四卷[113]。還有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錢端禮《諸史提要》十五卷，《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114]等，都是把《南史》、《北史》放在諸史中一齊研究。因為宋人所謂「十七史」，是包含了《南史》和《北史》的[115]。另外還有洪邁《南史精語》六卷，孫玉汝《南北史練選》十八卷，《南史摭實韻句》三卷，《南史類要》二十卷（後二書不知作者）等[116]，則是從不同的側面和要求研究《南史》、《北史》之所得。這些著作雖然大多已經不存，但《南史》、《北史》在數百年的流傳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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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人們對《南史》、《北史》的研究更細緻、更深入了。這些研究，按其性質來看，約略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抄錄和摘編，二是補撰和注釋，三是比較和考證。

  明人李維楨撰的《南北史小識》十卷[117]、周詩雅撰的《南北史鈔》（無卷數），清人梁玉繩撰的《南史摘略》（稿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沈名蓀和朱昆田同編的《南北史識小錄》十六卷等，是第一種情況。有的是摘要史跡；有的則搜集「名語」、「異事」供文人「漁獵」，於史學沒有多大意義。清人周嘉猷撰《南北史年表》一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南北史世系表》四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行；金代蔡珪曾撰《南北史志》三十卷[118]，但這書在元代就失傳了，所以清人汪士鐸在道光、咸豐年間再次撰成《南北史補志》三十卷（今存二十七卷）[119]；近人徐崇於1930年撰成《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以及明末清初李清撰《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等，是第二種情況，即補撰和注釋。周嘉猷認為：南北朝之際，如果不作年表，就不知道某朝某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因而也就無從考察南、北之間的戰爭和交往的原因[120]。這是他撰《南北史年表》的出發點。而當時人也認為他的《南北史年表》稱得上是南北史的「綱領」，可以附在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之後刊行[121]。周嘉猷的《南北史世系表》則是就《南史》、《北史》里所記載的門閥地主中「枝葉較繁，源流可溯」者為內容，以世系表的形式反映這些家族的歷史[122]。《南北史補志》是汪士鐸參加注釋《南史》、《北史》時的產品，作者明確表明不改變《南史》、《北史》的體例來撰《補志》。所以《補志》除於《天文》、《五行》等志不分南北、朝代外，於《地理志》則按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北周、隋的順序編次；於《禮儀志》，也是在吉、凶、軍、賓、嘉每禮之下，略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的順序編次。徐崇的《補南北史藝文志》，是仿《隋書·經籍志》的體例撰寫，每著錄一書，則於注文首先註明《南史》、《北史》的出處，然後列舉八書作為參考，最後以《隋書·經籍志》作為互證，其目的是要達到與《南史》、《北史》紀傳相符，與《隋書·經籍志》相配，「內不失延壽之意旨，外不越延壽之法程」[123]，就是既要符合李延壽的撰述思想，又要符合《南史》、《北史》的體例。李清《南北史合注》仿裴松之注《三國志》的體例，博採諸書，以注《南史》、《北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它「參訂異同，考訂極為精審」；不足的是，李清對《南史》、《北史》原文時有改動，以致他所注的南、北二史，既不可說是他本人所撰，又不能說是李延壽原作，這是李清不懂得撰與注在體例上的區別的緣故。屬於第三種情況即比較和考證的著作，主要見於趙翼的《陔餘叢考》、《廿二史札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他們的考證、比較、評論多有異同，頗多參考價值。

  根據我們今天對《南史》、《北史》的考察和認識，結合前人對《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價，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它們的價值：

  第一，從歷史思想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注重南北統一的著述宗旨。

  第二，從歷史編撰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繼承了《史記》所開創的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之所以這樣認為，一是因為它們分別通四代與六代之史為一史，二是因為它們在編撰上採用了《史記》的通史體例。所謂採用通史編撰體例，是指它們在內部各部分的結構上，是按照通史的見識和格局，加以處置的。

  第三，從文字表述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簡潔扼要的敘事方法。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讚揚的人，還是批評的人，都不能不從「二史」和「八書」的比較中作出判斷。但這種判斷卻得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一種意見是肯定《南史》、《北史》簡潔扼要的敘事方法；另一種意見是否定李延壽刪削「八書」之功，並對此提出激烈的抨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李延壽刪削「八書」，確有不當和失誤之處，已如前面所述，我們不必為其諱言和辯解。但李延壽刪削「八書」，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南史》、《北史》的再製作，比之於原作，不僅在篇幅上大為壓縮，在史事上更加連貫，在文字上簡潔易讀，而且在史料上也有所增益。

  第四，從流傳和影響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對傳播南北朝時期歷史知識的積極作用，以及對後人研究南北朝史、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趙翼指出：「八書」雖然成書於南北朝及唐初，但在雕版印刷推廣之前，「八書」並沒有廣泛流傳；「惟《南、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所以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主要是靠著讀《南史》、《北史》[124]。這說明在宋以前，《南史》、《北史》在流傳上和影響上都超過了「八書」。

  總之，《南史》、《北史》以重視統一的歷史思想、通史編撰的體例、簡潔扼要的敘事方法和廣泛流傳的社會影響，在「二十四史」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國史學上具有其不可低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