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史》、《北史》的歷史編纂思想

  《南史》、《北史》的歷史編纂思想與「八書」相比，有幾個明顯的特點。這從二者的史論中，反映得很突出。概括說來，它們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為「二史」史論的去諛、補實、主通這三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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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去諛。「八書」當中，《宋書》、《南齊書》、《魏書》的史論多有諛辭，這跟它們的作者及撰述的環境自有一定的關係。「二史」撰於唐初，去宋、齊、北魏已久，故對以上三部史書之史論中的諛辭，有一定的刪削。例如，《宋書·武帝紀》後論為了「證明」劉宋代晉比魏、晉的立國更加「合理」，它這樣寫道：「魏武直以兵威服眾，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下文還說：宋高祖（武帝）劉裕「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李延壽顯然是不滿意這些看法的，所以他在《南史·宋本紀上》後論中刪去了這些話。又如，《南齊書》作者蕭子顯為了說明蕭道成所建立的齊皇朝是順天應人而非得之於武力，跟漢、魏、晉、宋都有所不同，他在《南齊書·高帝紀下》後論中寫道：「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時推雄，卒開鼎祚。」這就是說漢、魏、晉、宋等朝之「有天下」，都是憑武力「取之」，還不能做到如同聖人之有天下，是德之所至，「受之」而已。而蕭道成之有天下，則近於聖人了：「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他認為，蕭道成本無心於做皇帝，而其所以做了皇帝，建立齊朝，是其知天命而不得不如此的。蕭子顯是蕭道成的孫子，他在梁朝時撰《南齊書》是得到梁武帝贊同的，而梁武帝在齊朝也處於宗室的地位，所以蕭子顯才放著膽子大肆美化蕭道成，寫了這麼多諛辭。對此，李延壽是不以為然的，他在《南史·齊本紀上》後論中刪去了這些過分渲染的諛辭。「二史」對「八書」史論的去諛，不限於帝紀，在列傳中也有反映。如《魏書·爾朱榮傳》後論在羅列爾朱榮的「功績」後寫道：「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這裡，《魏書》作者魏收是借用了曹操的自我評價來評價爾朱榮的[102]。《北史·爾朱榮傳》後論刪去了這幾句話，以示其不贊成以爾朱榮比擬曹操的論點。《魏書·爾朱榮傳》後論針對爾朱榮終被孝莊帝所殺一事，不無惋惜之意，說他是「末跡見猜」，又把他同漢初名將韓信的結局相提並論。李延壽則將「末跡見猜」改為「末跡凶忍」，認為他的被殺實由於此，同時刪去了以爾朱榮同韓信相比附的文字，等等。以往的研究者只注意到「二史」對「八書」史文的刪節，很少注意到其對原書史論的刪節。從以上所舉數例，可以看出：李延壽對原書史論的刪節，並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刪繁就簡，而是包含著對歷史人物評價上有不完全同於原書的地方，既有評價分寸上的差別，又有歷史觀點上的異趣。從這些差別和異趣中，進而深究原書的史論，固然也各有成就，然好為諛辭當是一個通病。李延壽正是敏銳地看到了《宋書》、《南齊書》、《魏書》的這一通病，故把去諛作為他刪節原書史論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其次說補實。補實，是補敘事實，或據所補事實而發表議論。《梁書·武帝紀》後論對梁武帝極力歌頌，對他的昏庸的一面，作者僅僅說了「及乎耄年，委事群幸」。這樣的評論，就沒有概括出梁武帝的全貌，顯然是片面的。以《南史·梁本紀中》後論之論梁武帝的文字與《梁書·武帝紀》後論相比，它們之間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南史·梁本紀中》後論的前半部分，是據《梁書·武帝紀》後論的前半部分改寫而成。但刪去原書史論針對南朝蕭齊皇朝所說的幾句話：「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眾叛親離。」這些話，本是意在說明梁之代齊的「合理」。同時，也刪去了原書史論對梁武帝統治時期的過分美化之詞：「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這些誇大不實之詞，不符合梁武帝統治時期的政治和國力，何況還有「天祥地瑞」一類的妄說。第二，《南史·梁本紀中》後論的後半部分，不取《梁書·武帝紀》後論的後半部分指斥「朱異之徒」的亂政，把梁的衰敗的責任推給臣下，而是根據李延壽自己的見解，寫出了對梁武帝昏庸一面的評價：「然先王文武帝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這段文字說明，梁朝的「亂亡」，梁武帝本人是要負主要責任的。由此，李延壽進一步總結了這樣一條歷史經驗，他繼續寫道：「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對於「撥亂之君」來說，實在是深刻的教訓。

  又如，齊、梁帝室都是蕭姓。《南齊書·高帝紀上》稱蕭道成系「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漢御史大夫蕭望之之後，《梁書·武帝紀上》也說蕭衍是「漢相國何之後」、漢太子太傅蕭望之所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世風崇尚門閥。《南齊書》作者蕭子顯作為齊之宗室、梁之顯貴，為抬高齊、梁兩朝皇室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地位，妄相攀附，以蕭何、蕭望之為其先世；《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因其所誤，寫入《梁書》。對此，李延壽確知其不實，故在《南史·齊本紀上》後論中明確地寫道：

  據齊、梁紀錄，並雲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勛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註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雲。

  所說「隨而改削」，是指從齊、梁本紀中刪去有關跟蕭何、蕭望之有聯繫的字句。這裡，李延壽所述之事實，是吸收了同時代史家顏師古所作考訂的成果。顏師古在《漢書·蕭望之傳》的第一個注文中寫道：

  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雲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按：蕭望之字）巨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103]

  酇侯，即蕭何封號。《漢書·蕭何傳》敘蕭何後人直至王莽之時，而未曾言及蕭望之；其《蕭望之傳》亦未論及他與蕭何有什麼關係，可見《南齊書》、《梁書》所說，不足取信。顏師古的考訂，揭示了「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之弊，也指出了那個時代崇尚門閥的風氣。顏師古與姚思廉是同時代人，又曾同在史館合作修史，故沒有說明「流俗學者共祖述焉」是指何而言。李延壽也曾與姚、顏同在史館修史，但《南史》、《北史》寫定進呈時，姚、顏謝世已各有二十餘年和十餘年之久，故李延壽能夠把顏注同《梁書》直接聯繫起來而不會有什麼顧忌。

  最後說主通。「八書」紀、傳以皇朝斷限，「二史」分別貫穿南朝史和北朝史，是相對意義上的通史。「二史」史論反映出主通的特點，是其體例上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從「二史」諸類傳的史論中看得十分清楚。

  《北史·儒林傳》序，是一首長約二千九百字的史論。它的前半篇約二千字是根據《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有關舊文改寫的，但已寫成了北朝至隋的「儒林史」論綱。它的後半篇約九百字是按《周易》、《尚書》、三禮、《毛詩》、《春秋》、《論語》、《孝經》分類，寫出了北朝的學術流派、師承關係。茲錄其論研習《周易》、《尚書》者如下：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其論三禮以下至《論語》、《孝經》，亦皆如此。尤為難得者，這首序文的末尾還對南北學術作了一個概括的比較。李延壽寫道：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這一段話，對南北學術各有所「好尚」以及學術面貌之總的特點，作了明確而扼要的說明。通觀此序全文，頗有論列南北朝學術思想史的氣勢，非具有主通的意識與能力不能達成此境地。

  《南史·恩幸傳》序，其篇中部分，是據《南齊書·幸臣傳》序文寫成，但於篇首、篇末，李延壽都增寫了若干文字。篇首增寫的文字，指出「古之哲王」對於任用身邊親近之人，「莫不斯慎」，然「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親近，情因狎重」。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李延壽在篇末寫道：「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幸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這首史論，經過李延壽的增益、潤色，起到了對「恩幸者」現象做歷史考察的作用。

  《北史·孝行傳》序，是根據《魏書·孝感傳》序、《周書·孝義傳》序、《隋書·孝義傳》序舊文寫成，但李延壽也增寫了一段文字，說明「孝」的作用。他寫道：

  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這一段話，說明了政治家、思想家們為什麼要重視「孝」，也說明了史學家們撰寫「孝義傳」的目的。例如，《南史·循吏傳》序系據《宋書·良吏傳》序改寫，而作者在文前增寫了關於循吏的作用的一段文字；《南史·儒林傳》序是根據《陳書·儒林傳》序寫成，並增寫了相關文字；等等。李延壽在「二史」許多類傳的前序和後論中增寫的文字，或多或少，都把類傳的宗旨表述得更為明確，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新認識。在這方面《北史·藝術傳》序前半篇系據《隋書·藝術傳》序改寫，後半篇出於作者自撰。其自撰部分，一方面，交代了「自魏至隋，年移四代」以來的眾多的「藝術」家名單。另一方面，說明了本傳不按朝代編次而按「以類區分」的體例編次的緣由，李延壽這樣寫道：

  （至於游心藝術者）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後載醫方伎巧雲。

  這短短的幾句話，表明了貫通的思想和體例上的創新。《北史》通數史為一史，而《藝術傳》所記人物又有「道苟不同，則其流異」的特點。因此，李延壽改變了原史按時間先後編次「藝術」家列傳的方法，採用「以類區分」的體例，從而鮮明地反映出這個時期「藝術」家的總體面貌以及不同的「道」與「流」的狀況。這些改變，顯示了作者的通識。

  在「二史」的史論中，有關去諛、補實、主通的實例，還可以舉出不少。僅就這幾個方面來看，所謂「李延壽論贊，全是剿襲」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因而是站不住腳的，應當予以澄清。不僅如此，從「二史」史論的去諛、補實、主通這幾個方面來看，還顯示了李延壽在歷史觀點和史學思想上的一些特點和優點。

  當然，「二史」史論也存在著一些可議之處，甚至也有明顯的缺點。李延壽在「八書」史論基礎上增寫的一些文字，有的是多餘的，甚至是誣妄的。如《南史·陳本紀下》後論中竟引用童謠為據闡發己論，他寫道：

  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雲。

  童謠的荒謬，是很顯然的。「梁末」的童謠，竟然把後來發生的梁、陳、隋三朝興亡更迭之事都暗示出來，可謂荒謬之至。這無疑出於後人的杜撰與附會，李延壽把它寫入史論，並由此而聯繫到「興亡之兆，蓋有數雲」，這就是雙層的荒謬了。對於「二史」史論中的這種缺點自亦不必諱言。

  「八書」史論各有成就，其中《隋書》史論最為突出[104]。這裡所說「二史」史論有去諛、補實、主通的特點，相對於「八書」來說，亦各有程度上的不同，不應由此而對「八書」史論作簡單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