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學的興盛

  令狐德棻歷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國子祭酒、監修國史，於史學頗多貢獻，稱得上是唐代史學的開山。其地位十分重要，故稍作詳細敘述。他的主要貢獻是：

  第一，首議購募遺書。令狐德棻是宜州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青年時期的令狐德棻勤奮好學，「博涉經史，早知名」，隋煬帝大業末年，他曾經得到一次入仕的機會。但是，他卻「以世亂不就職」。可見令狐德棻在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有政治主見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三十五歲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為起居舍人，很受李淵的重視。武德五年（622年），他又當了秘書丞。這期間，他做了一件奏請購募遺書的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第二，參與唐初八史的修撰。令狐德棻的史學活動深深地影響著這一時期的史學。所謂「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這正是對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學上的地位之極其中肯的評價。因為：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個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諸史的建議的史學家。

  ——「總知類會」五代史的修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復命諸大臣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秘書監魏徵撰隋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與魏徵總監諸代史。在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發揮了他在史學上的才能，促進了修史工作的順利進行。根據唐太宗的指示，他不僅修周史，而且還負責「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這是他開創唐初修史之源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較，在工作上有幾點共同之處：一是由房玄齡、魏徵「總監諸代史」，負總的責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總知類會」的工作，協調諸史的內容和體例；三是發揮了李百藥、姚思廉這兩位具有家學傳統的史學家的作用，使他們得以在其先輩工作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有關史書的撰述。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修史工作的迅速進行。貞觀六年（632年），令狐德棻遷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貞觀十年（636年），梁、陳、齊、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獎勵。

  ——在新修《晉書》中的作用。貞觀二十年（646年）閏二月，唐太宗下達《修〈晉書〉詔》[44]。唐太宗重修《晉書》的決定，是令狐德棻得以再次發揮他在史學事業上的才能的一個良好機會。他被唐太宗批准參加重修《晉書》的工作。在修撰《晉書》工作中，令狐德棻所發揮的作用是很關鍵的。《舊唐書》本傳說：「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新唐書》本傳也認為：「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這裡說的同修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李懷儼[45]。令狐德棻能夠被「推為首」，足見他是一位才能突出、很有聲望的史學家。他對於制定《晉書》的體制和類例，負有主要的責任[46]。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晉書》，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為秘書少監。

  劉知幾及後來一些史家，對新修《晉書》有不少批評，但是《晉書》「參考諸家，甚為詳洽」[47]，自有它的長處。《晉書》在體例上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於紀、傳之外，另創載記，分記十六國人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十載記，只說僭偽，而不強調華夷。這與南北朝時期史書北以南為島夷、南以北為索虜的對立態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統一後天下一家的思想」[48]。這跟取決體制、諏定類例的令狐德棻自然有極大的關係。

  ——支持李延壽撰成《南史》、《北史》。令狐德棻曾熱情地支持和具體地幫助了李延壽個人撰寫《南史》、《北史》的工作，反映了他愛惜史才、獎掖後進的精神。李延壽為了繼承父親李大師的遺志，以十六年工夫，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他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撰成二史，當時，令狐德棻擔任國子祭酒、監修國史。正是由於得到他的贊助、支持、檢閱、詳正和推薦，李大師、李延壽父子的願望和心血才沒有付之東流。《南史》、《北史》的修成及列為「正史」而流傳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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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參與多種撰述。令狐德棻是一位有漫長的著作生涯的歷史學家。他對唐初史學的傑出貢獻，不僅表現在他的思想遠見和史學才能方面，而且還突出地表現在他的大量的著述工作方面。他一生致力於皇家撰述工作（主要是歷史撰述工作）凡四十餘年，而「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可以這樣說：凡唐初的重大歷史著述活動，都飽含著令狐德棻的心血。

  令狐德棻和唐初八史的關係，已如上述，下面列舉的，是他的另外一些著述活動。

  ——參與修撰《藝文類聚》。《舊唐書》本傳說：「（武德）五年，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一百卷，武德七年（624年）九月歐陽詢奏上[49]。它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大型類書之一，其引用古籍達一千四百三十餘種，可見撰述者的博洽。

  ——參與修撰《大唐儀禮》。《舊唐書》本傳載：「（貞觀）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為子。」據《新唐書·藝文志二·儀注類》著錄：「《大唐儀禮》一百卷。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撰。……貞觀十一年上之。」令狐德棻參與修撰的《新禮》就是《大唐儀禮》。

  ——參與修撰《氏族志》。《舊唐書·高士廉傳》記：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及成書，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50]。

  ——參與撰定律令。《舊唐書》本傳云：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受詔撰定律令」。《新唐書·藝文志二·刑法類》有令狐德棻奉詔參與撰定《留本司行格》十八卷的著錄，並詳載是書於永徽三年（652年）奏上。

  ——參與修撰《五代史志》。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撰成後，唐太宗又命于志寧、李淳風等撰寫《五代史志》。然唐太宗在世時，此書未成。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以令狐德棻復為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這時，他在唐初史學上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五代史志》一書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由太尉長孫無忌奏上。令狐德棻對促成此書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參與修撰《貞觀實錄》。《舊唐書》本傳載：永徽四年（653年），德棻「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考唐初修撰貞觀朝實錄，先後有兩次。一次在貞觀十七年（643年），由房玄齡主持修成二十卷，始貞觀元年，迄貞觀十四年。另一次是永徽四年奏上。令狐德棻參與了後一次修撰工作，上文所引「貞觀十三年以後」，當是「貞觀十五年以後」之誤。

  ——參與撰寫武德、貞觀二朝國史。顯慶元年（656年）七月三日，令狐德棻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51]。同修者有長孫無忌、于志寧、崔敦禮、李義府、劉允（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新唐書·藝文志二·正史類》著錄：「《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長孫無忌、令狐德棻、顧胤等撰。」關於這部「國史」，劉知幾評論說：「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令狐德棻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52]。據此可以明確：第一，《唐會要》所說的「八十一卷」，當是「八十卷」之誤；第二，這是一部紀傳體國史。《舊唐書》本傳不載德棻參與修撰國史的事，當是一個疏忽。

  ——參與修撰《高宗實錄》。《舊唐書》本傳說：德棻「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為公」。《新唐書·藝文志二·實錄類》著錄：「《高宗後修實錄》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劉知幾、吳兢續成。」可見劉、吳所撰之《高宗後修實錄》是《高宗實錄》的續作。關於後者，《唐會要》有詳細記載：顯慶四年（659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敬宗、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著作郎顧允（胤）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53]。《唐會要》於撰人中不載德棻，然據上引《舊傳》、《新志》所載，德棻已於龍朔二年（662年）致仕，並在四年後即乾封元年（666年）去世。故《高宗實錄》下限，當以《唐會要》所記止於顯慶三年為是[54]；其卷帙各書所記不盡相同，無從深考。

  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令狐德棻還著有《凌煙閣功臣故事》四卷、《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家傳》一卷，以及《令狐德棻集》三十卷，多已遺佚，僅存五言詩一首，收在《全唐詩》里[55]。

  令狐德棻從武德五年（622年）受詔撰《藝文類聚》及周史起，至龍朔二年（662年）致仕止，整整四十年中，「國家凡有撰述，無不參與」。他直接參與的著作在九百卷以上，尤其可貴的是，他「暮年尤勤於著述」。許多重要著作，如《晉書》、《五代史志》、《貞觀實錄》、《武德貞觀兩朝史》、《高宗實錄》等，都是他在六十至八十歲期間參與修撰的。

  「放曠山水情，留連文酒趣。」令狐德棻的這兩句詩，多少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情懷和他對於歷史著述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