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意識的增強和皇家史館的設立

  隋朝與唐朝，統治集團的歷史意識進一步增強了，這在歷史撰述和歷史思想上都有明顯的表現。如前所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過問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命魏澹「別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書》「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隋文帝「覽而善之」[37]。這是通過改撰魏史，為西魏、北周爭得合理地位，而最終是為隋朝爭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過問的另一件事情，是在開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詔書：「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38]這表明皇家壟斷「撰集國史、臧否人物」的決心，魏晉南北朝以來私人修史的勢頭受到了扼制。這是中央集權的重建和強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漢書》學」的興盛，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隋朝統治者歷史意識的強化。因此，關於《漢書》的著作，「為當時所貴」，「甚為貴游所禮」[39]。像這樣的盛況，在經學史、佛學史上並不鮮見，在史學史上卻是空前的。《漢書》因具有皇朝史典範的性質而有此殊榮，而「《漢書》學」出現如此盛況，自是統治集團提倡的結果。

  總的說來，正統觀念、壟斷修史、推崇《漢書》，這種歷史意識的強化，都是反映了政治統治上的要求。在這方面，唐初統治者比隋朝統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據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詔書指出：史官的職責是「考論得失，究盡變通」，史學應起到「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的作用。魏、齊、周、隋、梁、陳六代都「自命正朔」，「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諸史未備，令人惋惜。詔書對撰述六代史提出了總的要求：「務加詳核，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40]這道詔書，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氣度：他是激烈的政治鬥爭的勝利者，但他並沒有去指斥前朝的錯誤，而是充分肯定它們的歷史地位。他重視周、隋的歷史，但也沒有排斥梁、陳。詔書顯示出他對於史學工作有一種開闊的視野，這對唐代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次修史工作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它卻為唐初修撰前代史確定了宏大的規模。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復命諸大臣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齡、魏徵「總監諸代史」，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並「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41]。這是武德年間修史工作的繼續，經眾議，北魏史已有魏收《魏書》和魏澹《魏書》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為實現這次修史任務，這一年，唐太宗對修史機構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設立史館，並「移史館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42]。宰相負責監修，後稱監修國史，成為定製。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稱直史館；凡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此後，歷代修史機構大致襲用此制。中國古代官府修史綿延不斷，史館起了重要作用。

  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修成。唐太宗十分高興，他勉勵史臣們說：

  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43]

  這一段話，闡述了唐太宗對史學的社會功用的認識，尤其是史學與政治關係的認識，闡述了唐初統治者在對待史學的態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區別。隋、唐統治集團在歷史意識強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對待修史工作的具體政策上卻並不相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他們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貞觀年間，唐太宗還詔修《五代史志》，重撰《晉書》；史家李延壽秉承家學，著手撰寫《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時，這些撰述都已完成，顯示出官修史書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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