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收《魏書》及其特點

  蕭子顯死後十七年，即梁元帝承聖三年、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年），北齊魏收撰成《魏書》。蕭子顯死年，魏收三十二歲，可以說他們是不同皇朝的同時代人。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今河北晉州市西）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出使過梁朝，也接待過梁朝派到東魏的使臣徐陵[177]。他與溫子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魏收在北魏末年節閔帝普泰元年（531年）就被委以「修國史」的事務，這時他才二十六歲。東魏時，他擔任過一些重要官職，但始終兼任史職。北齊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述魏史，這距他開始接觸有關魏史的撰寫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文宣帝高洋對他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178]高洋這個人在歷史上似無多少可稱道處，但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亦屬難得。高洋之父高歡當年左右東魏朝政時，也對魏收說過：「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這說明高歡、高洋父子看重歷史撰述，看重他們身後的名聲，也說明魏收在他們心目中的分量。

  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借鑑的文獻主要是：北魏初年鄧淵所撰《代記》十餘卷（太祖拓跋珪時）；崔浩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太武帝拓跋燾時）；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未成書（孝文帝時）；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時）；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三十卷（北魏末年）；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牒、家傳等。魏收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斡等「博總斟酌」，歷時三年余，撰成《魏書》一百三十一卷：帝紀十二卷、列傳九十八卷，於天保五年（554年）三月表上；十志二十卷，例目一卷，於同年十一月表上。例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含子卷）。參與撰寫十志的除魏收外，還有辛元植、刁柔、高孝斡、綦母懷文。魏收在表上十志時指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例目已佚，其史例亦不可知。二十五序，俱存，見於《皇后傳》、諸類傳及十志。九十四論，今存九十三論[179]，以卷七十四《爾朱榮傳》後論文字最多。二表皆佚，今僅存《前上十志啟》，編於諸志之首。上述例、序、論、表、啟，「皆獨出於收」[180]。

  《魏書》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為統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十六國時期，曾經出現了許多記述北方各個割據皇朝史事的專書，但不論是皇朝本身的規模還是有關歷史撰述的規模，都無法與北魏及《魏書》相比擬。《魏書》記述了中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4世紀後期至6世紀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內容包括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早期與東晉的關係和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的關係的發展。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非常明顯的特色。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魏書》不僅是西晉末年以來中國北方各少數民族歷史進程的生動記錄，而且是這個時期中國民族融合新發展的歷史總結。

  《魏書》在編撰上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如以《序紀》追敘拓跋氏的遠祖上至二十餘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如它稱東晉皇朝的「僭」，是說明北魏是正統皇朝；稱宋、齊、梁為「島夷」，是說明北魏是中原先進文化的繼承者。前者是從政治上著眼的，後者是從文化傳統上考慮的，二者有不同的含義。還有，它在諸志中或追敘兩漢魏晉沿革，或引兩漢魏晉制度為依據，也是為了表明北魏在典章制度上對先前這些皇朝的連貫性，等等。《魏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特點方面也很突出：它的列傳具有比《宋書》更為突出的家傳色彩，有的傳竟列舉五六十人之多。新增《官氏志》和《釋老志》，前者首敘官制、後敘姓族，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後者主要敘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重姓族，崇佛教，這是當時南北朝共同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魏收在《前上十志啟》中說，這兩篇志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說明他在反映這種風尚和特點方面的自覺性。

  魏收在歷史觀上同沈約、蕭子顯有相似之處。《魏書·序紀》記拓跋氏先人詰汾與「天女」相媾而得子，是為「神元皇帝」。其後論又說：「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紀》又載，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並把此事同「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相比附以示祥瑞。這是以神話傳說和自然現象來編織「天命」的理論。《釋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但也宣揚了非佛致禍和道家預言的靈驗。這些都是《魏書》中的消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