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後漢書》在史學思想上的兩個特點

  范曄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兩個方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是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二是關於「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對於前者，所討論甚少，本書特提出來加以闡發。對於後者，屢屢有論者提到[98]，有的論者也有一定的論述，頗多啟發，有的論者則未予以展開。本書意在發展、豐富已有的陳說，時亦提出新的認識，把這一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對於范曄的歷史思想，作者擬另撰專論，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這裡，首先討論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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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曄在「自序」中突出地寫了他關於「意」與「文」的認識，他說：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對於這一段話的理解，論者往往把它局限在關於「文」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比較狹隘的理解。其實古時文史不分，後來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聯繫。劉勰《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也有《史傳》篇專論史學。《昭明文選》「選」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論」專卷[99]。劉知幾《史通》是史學批評著作，但它反覆強調「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100]。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更是兼論文與史的理論著作。這樣來看，則對於范曄所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是不應當理解得太狹隘，而要把它同作為史學家的范曄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諦。要之，這是認識范曄史學思想及《後漢書》有關問題的關鍵。

  其一，關於史論。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所強調的，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是突出「精意深旨」和「筆勢縱放」，同前文所說「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絲絲相扣。二是他說班固史論「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說「情急於藻」也是絲絲入扣。

  其二，關於「紀傳例」。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又稱：

  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這裡提到了「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的問題。關於《後漢書》的「紀傳例」問題，前人少有論及。值得注意的是，在「舉其大略」的背後，包含著「諸細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為主」的思想。現在我們只有從《後漢書》紀傳本身及其序、論去探討范曄所謂「諸細意甚多」了。劉知幾在論及序例問題時，批評范曄改變了《史記》、《漢書》的傳統，他說：

  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101]

  劉知幾的這個批評是不對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時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於古人或前人之「意」，倘無「序」則難以明其「意」，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可見劉知幾此處所論，不無自相矛盾之嫌。范曄的「諸細意甚多」應是《後漢書》研究者所應當特別關注的。

  其三，關於作史的目的。范曄還寫道：

  欲遍作諸志，《前漢》（按指班固《漢書》——引者）所有者悉合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顯然，「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是范曄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後漢書》之意；他說「意復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沒有達到，乃引為憾事。劉昭對他的遺憾深為理解，故在《後漢書注補志序》中對此強調指出：「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認為，劉昭對《後漢書》所作的「注補」之舉，的確是深得范曄作志之意。唯其如此，劉昭在中國史學史上留下了難能可貴的一頁。范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八志的結合，不僅是中國史學上的一段佳話，也使東漢歷史撰述得以成為完璧。

  還需要指出的是，范曄所謂「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來龍去脈。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講到他對有關黃帝的文獻抉擇去取時，有這樣幾句話：「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裡，司馬遷十分強調「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這個「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范曄所謂「以意為主」，當與此相近。清人章學誠談到別人以其與劉知幾相比喻時，他不贊成這一比喻，認為：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史館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102]

  章學誠說的「蓋有天授」，實是指他在史學方面所具有的天分和氣質，或指悟性與創造性。他說的「史意」，當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對歷史的內在本質及其演變的軌跡的認識，二是指史家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說來，劉知幾重在討論「史法」，章學誠重在討論「史意」；但若謂「截然兩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絕對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也曾引用過司馬遷的話，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學思想。他這樣寫道：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103]

  從這些話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謂「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關係了。

  討論至此，回過頭來再看范曄說的「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史學思想的內涵及其理論價值，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來談「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的問題。

  范曄撰《後漢書》，計劃中應有十志，後因獲罪而未果。李賢等注《後漢書》曾謂：

  沈約《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104]

  此事與范曄所說不符，劉昭注補志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邁在《容齋四筆》中已說明這一點，並進而指出沈約《宋書》並無《謝儼傳》這一事實，認為此事「殊不可曉」[105]。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古今正史》於此事亦有詳盡注文，結論是「異說備考」。這裡，有一點疑問可以作為參考，即李賢注文只是說「沈約《謝儼傳》」云云，而洪邁《容齋四筆》則說是「沈約作《宋書·謝儼傳》」云云。今查《宋書》，確無《謝儼傳》。這裡至少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李賢等人對沈約《謝儼傳》確有所據，但並非收入《宋書》而已，故洪邁從《宋書》中尋找根據自無結果；二是洪邁疑問可以成立，則李賢等所據不確。看來至今也還只能是「異說備考」。

  從史學思想來看，范曄即使將十志托給謝儼，最多也只是限於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則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這一點自無疑義。當然從廣泛的意義來看，卷內發論，以正得失，是多數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一般說來，這裡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現在，我們已不可能得知范曄是怎樣將擬議中的十志於卷內發論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從《後漢書》紀傳中，尤其是紀傳的史論中窺見其有關的見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准此，我們還是可以試圖從《後漢書》紀傳中來揭示所謂就卷內發論，以正得失的具體表現的。綜觀《後漢書》紀傳，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主要歸結為教化與刑罰，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風俗，外戚與宦官對政治的侵蝕，黨錮的教訓等。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較而總結出來的，有的則從東漢本朝的政治後果而揭示出來的。

  關於教化與刑罰問題。這是一個新的朝代建立起來首先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於社會的安定有關鍵性的作用。范曄對此二者，不持絕對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認為二者都有必要，都會起到積極的社會作用。這從他對漢明帝和漢章帝的評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稱讚明帝「善刑理」，故法制能夠做到「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106]，可謂不易。這裡或許有所誇大，但總不能沒有任何根據。東漢社會的穩定，與此有極大關係。但是，社會的相對穩定，僅僅依靠法制是不夠的，還應同時實行教化。范曄認為漢章帝在這方面是做出了成績的。他在《章帝紀》後論中寫道：

  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

  一方面減輕負擔，一方面實行教化，以「寬厚」來淡化「苛切」，使社會繼續保持安定的局面。這同人們稱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反相成的。

  關於妥善安置功臣。東漢「中興」，多有功臣；對功臣如何安置，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所謂「中興二十八將」的安置，是一個突出問題。范曄對於「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的評論，提出不同的認識。他認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圖遠籌，固將有以焉爾」，即是從政治上的長遠利益考慮的。他進而指出，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為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這種情況，延續到漢武帝時，還是「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這就不僅僅是「隙生」、「亂起」的問題，而且更有堵塞賢路、埋沒人才之弊。范曄見解的深刻，在這裡顯得十分突出。他說，正因為如此，「故光武鑒前車之違，存矯枉之志」，才作出不同於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的決策。這個決策的結果是：既穩定了社會，又沒有虧待功臣。最後，范曄作了理論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07]這是東漢政治上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經驗，而范曄此論則是《後漢書》中的一篇宏論，世人稱為「中興二十八將論」。梁昭明太子編纂《文選》時，收入此論[108]。

  關於興經學，重世風。范曄認為，東漢一朝在這兩個方面是有成績的。范曄對於東漢經學之盛作了具體分析，雖利弊皆有而從政治上看則利大於弊。他指出：東漢經學的發達，以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經學之盛成為東漢社會中的一個突出特點。范曄認為，東漢經學之盛，儘管帶來不少弊端，如：「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並不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群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對一代社會風氣有很大影響，以致東漢末年的「權強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無所顧忌。東漢自桓、靈以下，衰頹之勢不可逆轉，「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109]東漢末年皇權的延續，是諸多因素所決定的，而「皇權」本身實質上已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但范曄所論及其所舉出的歷史事實，說明世風對於社會以至於政治所產生的影響，不是沒有道理的。范曄還列舉李固、周軍、左雄、黃瓊、桓焉、楊厚、崔瑗、馬融、吳祐、蘇章、欒巴、寵參、虞詡、王龔、張皓、張綱、杜喬、張衡等人，顯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東京（按指東漢——引者）之士，於茲盛焉」。即使到漢桓帝時，依然是「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這裡范曄得到同樣的結論：東漢末年，「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110]！在范曄看來，東漢經學的盛行，雖然存在不少可議之處，但它對於社會倫理的規範在當時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乃至對於政權的穩固和延續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很重要的。

  關於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范曄認為，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是東漢政治上的兩個嚴重教訓。他強調說他在《後漢書》中撰《皇后本紀》的目的，是為了要說明：「權歸女主」，「委事父兄」，「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111]。在皇后和外戚的紛紛得勢、覆滅的過程中，東漢皇朝也走向「淪亡」。這個教訓，可謂嚴重至極矣。舉例來說，如漢安帝時：「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112]鄧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塗，最後還要嫁禍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責任」。而鄧氏一門，則公、侯、牧、守無數。史載：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113]

  顯然，即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現象也是極不正常的，其有害於政治統治，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些歷史現象中，范曄進而揭示出其中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即外戚們不可逃脫的歷史悲劇命運。他這樣寫道：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114]

  這段話概括了干政的外戚們必遭禍敗之理：或承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或後來得寵者，而先代權臣必不相容；等等。這在當時的政治權力的分配、爭奪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難以克服的痼疾。從范曄的分析當中，不難看出，外戚極易走上干政的路徑，而這樣的外戚則必定成為當時政治肌體上的一個毒瘤。范曄的認識可謂一針見血，給後人啟示良多。

  東漢時期的宦官專權、跋扈，危害政治，也是十分突出的。范曄指出，鄧後以女主臨朝，放手任用宦官；而此時的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115]，是一個權勢顯赫的群體。他們所起的作用是：「阿旨曲求」，「直情忤意」，「漢之綱紀大亂矣」，他們的「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116]。由此，范曄總結了三代以來的歷史教訓，他寫道：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按指西漢——引者）自外戚失祚，東都（按指東漢——引者）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117]

  這個概括，雖不盡全面，但其所論卻是抓住了一個重要環節。作為一個史家來說，范曄的思考是深刻的。

  關於黨錮的歷史教訓。所謂「黨錮」，是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專權所釀成的一出嚴重的歷史悲劇。對此，范曄在繼承司馬彪《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傳記的基礎上，頗用心力，為陳蕃等六人作專傳，記荀翌等三人行事而附於他人之傳，而對劉淑、李膺等二十一人則立為《後漢書·黨錮列傳》，並為此傳撰寫了約一千五百字的長篇序文，略述「黨錮」之始末原委。所有這些，都表明範曄對於「黨錮」這一歷史事件的十分重視。這篇序文，實為范曄《後漢書》史論中的傑作之一。范曄認為，所謂「黨錮」發生的深層原因是：「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於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更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但對於這種「婞直之風」，專權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在范曄看來，儘管「黨人之議」本始於士人之間的「互相譏揣」，但它被宦官集團所利用並製造了東漢歷史上一個政治大悲劇，是有其必然性的。漢桓帝時，宦官對士人羅織的「罪名」是「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李膺等「黨人」於是被「逮捕」、「收執」，而受牽連者「二百餘人」。其後，雖「赦歸田裡」，但卻「禁錮終身」。漢靈帝時，張儉等被誣告「圖為社稷」，靈帝詔令大捕「黨人」，致使各級官員「百餘人，皆死獄中」；受其牽連，「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黃巾起義，靈帝才被迫「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范曄對於「黨錮」一事的性質也有明確的評論，他寫道：「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認為「黨錮」給予人們最重要的啟示和教訓是「上好則下必甚」[118]。他的結論是中肯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範曄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見解的深刻，這裡不妨就《後漢書·黨錮列傳》序所引發的有關評論，再贅述幾句。清人王鳴盛指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119]《後漢紀》關於「黨錮」之論，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於強調「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的「先王之教」，與范曄論旨迥然不同。在對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上，袁、范的異趣，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正確地認識歷史，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是多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