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後漢書》史論的境界

  范曄對於自己所作的史論，十分自信。他自我評價說：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還認為：「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68]一個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負地來評論自己的史論，在中國史學上實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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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曄這裡提到的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曄在史學上明確地提出「著述及評論」這樣的概念，把「著述」與「評論」並列地提出來，這是第一次，顯示出他對於「評論」的重視。二是作為皇朝史來說，《漢書》在當時「最有高名」，影響甚大，范曄著史撰論，都以其為參照，為「比方」。三是賈誼的《過秦論》是范曄心目中史論的典範，故以其自況。

  近年來，關於范曄史論的研究，屢有論文面世[69]，讀者可做參考。本書所論，或有異同，祈望讀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對於范曄的這種自我評價，後人有種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嘲笑。宋人洪邁評論說：「……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70]

  第二種看法是寬容。宋人葉適認為：「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71]儘管葉適認為范曄「見識有限」，但對范曄所撰的序論、贊語及自我評價，都視為當時文風所致，不應引為以怪。

  第三種看法是以稱讚為主要傾向，而持這種看法的人較多，由此可以證明範曄對於自己在《後漢書》中所撰寫的「評論」的評論，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從流傳和影響來看。范曄的史論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響。梁朝蕭統所編《文選》，第四十九卷共輯選史論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寶二首，范曄四首（即《皇后紀》論、二十八將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沈約二首；贊語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曄一首（即《光武紀》贊）。范曄的史論被選入的最多，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它的評價。據《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有范曄《後漢書贊論》四卷；《舊唐書·經籍志上》著錄，有范曄《後漢書論贊》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同此。可見，自南朝至北宋，范曄史論始終受到人們的重視。

  其次，從對范曄史論的整體評價來看。一般地說，劉知幾是不贊成史家撰寫史論的；而在諸家史論當中，最為推重班固，說他「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而班固以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72]。在劉知幾看來，班固以下，當首推干寶、范曄等人了。清人王鳴盛從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著眼做總的評價，他認為：

  《班彪、固父子傳》論云：「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為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並可以想見蔚宗之為人。[73]

  王鳴盛這一段話所作的結論，是從范曄對班彪、班固父子對司馬遷《史記》之批評中引申出來的；也可以說，是從《史記》、《漢書》、《後漢書》的比較中所得到的認識。王鳴盛不僅贊同范曄對班氏父子的批評，而且明確地肯定了《後漢書》史論的精神境界。這裡涉及的史家，有司馬遷、班彪、班固、華嶠、范曄，以及王鳴盛本人，頗值得人們反覆比較和思考。

  關於這一點，在王鳴盛之前，顧炎武論兩漢風俗時，曾有所涉及，可與王鳴盛之論相互印證，顧炎武指出：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註：《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原註：《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74]

  從顧炎武所論中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即認為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實的社會歷史根據的，並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傾向與「為人」操守。

  清人趙翼也是推崇范曄史論的，他舉例說：

  又其論和熹後終身稱制之非，而後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後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為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75]

  趙翼是精於考史又擅長史學批評的史家，他所舉的這幾個例子，都是極容易引起歧異認識的人物；因此，用范曄對這幾個人所做的評論來說明範曄史論的面貌，當是有說服力的。趙翼最後所做的「立論持平，褒貶允當」、「有學有識」的結論，應該說是很高的評價。

  范曄史論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上述顧炎武、王鳴盛、趙翼分別說到的有關因素外，還有哪些原因呢？通觀王鳴盛所舉諸論，對范曄史論大致可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評論平允，二是推明忠義，三是致意風俗。

  關於評論平允。王鳴盛在「鄧禹論」條下引《後漢書·鄧禹傳》後論並對此發表評論說：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為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為禹論，乃深責光武，以為功高不賞，反覆為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為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頹業喪，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為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76]

  王鳴盛認為范曄對鄧禹及光武的評論「最為平允」，是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作為根據的。第一個因素，是從鄧禹同光武的關係來看，他同意范曄的認識。第二個因素，是從鄧禹的全部宦途來看。第三個因素，是從范曄史論同袁宏史論的比較來看。這末了一點很值得注意。《後漢紀》先於《後漢書》成書，但范曄並不受前者史論的局限，而是獨立地提出自己的見解。正是從范、袁二人史論的比較中，王鳴盛得到了「平允」與「不平」的兩種結論。王鳴盛關於「平允」的結論，還見於他對「馬蔡論贊」的評價，他寫道：「《馬融》、《蔡邕傳》各為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贊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77]此處所論，不僅是「平允」，還加上了「反覆有味」、「意致深長」，史論要達到這一意境，可謂難矣。

  關於推明忠義。如上文所說，王鳴盛對於范曄史論的精神境界尤為稱頌，其《陳蕃傳》後論，便是突出一例。范曄《後漢書·陳蕃傳》後論是這樣寫的：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78]

  這一首史論，從陳蕃個人際遇的結局，論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處世態度，進而論到信義、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於字裡行間，誠可謂「反覆其味」，「意致深長」。對於這首史論，王鳴盛是這樣評價的：「《陳蕃傳》論推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凜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79]從這裡，可以看出范曄史論對後人確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出於他對社會進步、朝代興亡的深切關注之情，以及他對那些為進步和正義而「抗論」、「爭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關於致意風俗。這個特點與上文所作論有密切關聯，因其言及風俗本亦著眼於社會進步與朝代興衰存亡大勢。對此，王鳴盛寫道：

  《黨錮傳》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瞭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為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80]

  《後漢書·黨錮傳》序，約一千五百字，文長不引。在這篇序文中，范曄概說兩漢風俗的幾次變化，指出「上好則不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這就是王鳴盛所說的「可為百世之龜鏡」的論點。在這首序文中，范曄對於一些士人「清心忌惡，終陷黨議」，深致不平之意。王鳴盛對此表示欽佩，指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81]。查《後漢紀》此論，亦可謂一首宏論，然其意在強調「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的「先王之教」，與范曄論旨迥然不同。在這裡，王鳴盛仍然運用比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論的異趣，發人深思。

  綜上對於范曄自己說的「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云云，當有一個大致的認識。而「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云云，當作何看待呢？《後漢書·循吏列傳》以下，有《酷吏列傳》、《宦者列傳》、《儒林列傳》、《文苑列傳》、《獨行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列女傳》，以及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傳。這十五篇傳的序論，難以盡述，茲舉數例，略作評析。

  范曄的史論，是《後漢書》的精華所在。除了上述人所作的有關評價外，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他在史論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哲學及學術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遺產。

  第一，他對東漢時期的治亂得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論王莽、東漢之際的形勢說：「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82]從歷史的形勢來看，范曄所論未必中肯；但是，他提出了「得眾心」、「結於人心深矣」對於政治上的成功的極端重要性，無疑是深刻的見解。他論「中興之業，誠艱難也」，認為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是明智之舉[83]。范曄尤其稱道光武對「中興二十八將」的安置，認為光武吸取西漢初年分封異姓諸侯王的教訓，「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僅以少數功臣「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也是明智之舉。論末總結說：「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84]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了。范曄在《皇后紀》序論中，也還指出了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的弊端[85]。在《宦者列傳》的序和論中，范曄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結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勢的種種不同情況，以及造成「綱紀大亂」、「敗國蠹政」、「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的嚴重後果。凡此，都是著眼於政治得失所作的歷史評論。

  第二，范曄的人才論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他認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盡其用，即「英能承風，俊乂咸事」。根據這一認識，他對順帝時的人才輩出，讚嘆不已，而對桓帝時的人才政策則「可為恨哉」[86]。

  第三，范曄的歷史評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他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故通人多惑焉」[87]。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方術怪誕之論「純盜虛名，無益於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罷了[88]。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採取批評的態度。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89]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雖多少帶有一點折中的色彩，但范曄總的思想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

  第四，范曄的歷史評論，顯示出他對東漢時期學術史的興趣和見解。如他論道術，一方面說它「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另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90]。他論經學，指出「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批評經學的煩瑣、誤人；同時指出「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的成績。他論史學，肯定「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對遷、固作了比較，並給予班固很高的評價；但不同意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認為班書「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91]。這個評論在史學史上有很大的影響。他論應奉、應劭父子說：「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雲小道，亦有可觀者焉。」[92]他把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位唯物思想家合傳，說王充《論衡》「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符《潛夫論》「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說仲長統所著《理亂篇》、《損益篇》、《法誡篇》都「有益政者」[93]。范曄對蔡邕之死，深寄同情，引鄭玄的話說：「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其論則稱：「執政（按指王允——引者）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94]至於《後漢書·儒林列傳》序，不啻就是一篇東漢經學史概要，而其後論一方面肯定了經學對東漢世風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是對走向末路的東漢經學的尖銳批評，反映出他對經學所持的一貫的批判精神。

  《後漢書·儒林列傳》寫的是東漢時期經學家們的傳記，按《易》、《書》、《詩》、《禮》、《春秋》經傳分類，各類依時間為序，一一為傳。各類起始均上接《漢書》所載經生，記其源流；結末處則補敘本傳以外經學大事，以備互見，以明終始，讀來一目了然，可謂一部簡明有序的東漢經學史。

  在傳首，范曄作長篇序論。一是寫出了「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實際措施；寫出了「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的盛況。到了漢明帝時，學子眾多，「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二是概述了東漢時期儒者之風的幾度盛衰，直至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還「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成取則焉」。

  於傳末，范曄又作後論，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承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

  在范曄看來，早在桓帝、靈帝的時候，東漢朝綱已是一片衰敗景象，隨時都有「崩離」的可能；而「權強之臣」、「豪俊之夫」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風世篤」所致。這是《後漢書·儒林列傳》所要闡明的基本思想。從今天的認識來看，范曄的這篇史論，是說明了主導的意識形態、良好的社會風氣對於維繫政治統治的重要。

  第五，類傳史論的特色。《後漢書》的其他類傳如黨錮、循吏、酷吏、文苑、獨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傳的序、論，如范曄所說，都寫得「筆勢縱放」，頗多精彩之處。《循吏列傳》序概述了東漢一朝循吏簡史，范曄著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現，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風範，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稱讚光武帝的「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95]。他是充分肯定了這種垂範作用對於循吏政治的重要影響。《循吏列傳》後贊進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會作用是：「推忠以及，眾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作為史學家，范曄對循吏表示出「懷我風愛，永載遺賢」的崇敬之意，表達了他的一種社會理想。同循吏相對的是酷吏。《酷吏列傳》的序、贊表明範曄對酷吏政治的樸素辯證認識。他一方面認為酷吏的出現是政治統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點是「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他們敢於「揣挫強勢，摧勒公卿」的執法精神「亦為壯也」，故能「厭快眾憤」；但畢竟手段嚴酷，「末暴雖勝，崇本或略」。這個評價自然不如對循吏的稱頌，但范曄也沒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認為前者是本，後者是末，他們的關係，是為政之中的本末關係。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也可視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論東漢為詳。從歷史上看，范曄認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於國，「其敝也」則為國之禍。西漢時的宦人，「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者有之，「以佞險自進」、「損穢帝德」者有之。東漢時期，宦官權重，以至於「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漢之綱紀大亂矣」。范曄在後論中還分析了宦人的權力是歷朝歷代逐漸滋長起來的，其危害終於發展到「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的地步，「今跡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應當說，這是一篇極為深刻的宦官干政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但歷代皇朝體制又決定了它無法割去自身肌體上的這個贅瘤，以致一再重複宦人掌權而造成「綱紀大亂」、「社稷為墟」的政治悲劇。

  《後漢書·儒林列傳》的序與論，是范曄史論之佳作中的突出者，歷來為論者所重，已如上述。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傳的序、論，都反映了范曄對政治統治、國家興衰的關注，反映了他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歷史觀和歷史人物評價的標準。范曄對於歷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的態度，並不持偏激之見。他推崇忠義、進取的人生，但也承認「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的歷史現象[96]，故作《獨行列傳》。他的這個認識，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闡述得十分明確，他認為，種種隱逸之人「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見他對於社會中之所以會出現「逸民」，以及「逸民」的不同心理與目的，是很理解的。同時，他也指出政治狀況如「帝德」盛衰，直接影響到「逸民」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種「舉逸民天下歸心」的社會局面。《後漢書》「六夷」傳的序、論，分別論述周邊各民族、各地區同三代、秦漢的關係，而尤著意其與東漢聯繫的密切。他寫道：「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雲。」[97]儘管范曄於「六夷」傳的序論及傳文中，對各族仍難免有不恰當的評論，然上引這段話所確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對各族關係的認識，大致上是繼承了司馬遷的思想傳統，是難能可貴的。《後漢書·循吏列傳》以下各傳諸序、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縱向論歷史演變，橫向評得失利害，以陳述史事為目的，以總結經驗為歸宿，有吞吐古今之志，無矯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謂「筆勢縱放」之由來。

  范曄的史論，言深意遠，用詞典雅，筆勢縱放，在史學上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