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後漢書》的社會視野和歷史視野

  范曄《後漢書》中的類傳，是繼《史記》、《漢書》中的類傳之後，有重要史學價值的撰述，在內容上和思想上對後世歷代正史的編撰有很大的影響。對范曄來說，這也是他的歷史視野和社會視野的重要反映。

  在范曄的《後漢書》之前，司馬遷的《史記》撰有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類傳，《史記·刺客列傳》也是屬於類傳之列的；班固的《漢書》撰有儒林、循吏、酷吏、貨殖、遊俠、佞幸、外戚等類傳。以上，《史記》凡十種類傳；《漢書》刪去滑稽、日者、龜策、刺客四傳，增外戚傳，凡七種類傳。《三國志》成書早於《後漢書》，有的說者認為《三國志》撰有方伎、后妃、王公等類傳[56]；其實，陳壽的類傳意識是很淡薄的，今人把上述有關人物的傳記視為類傳似覺勉強。

  范曄《後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後，在類傳的撰述上有突出成就的皇朝史。它繼承了《史記》、《漢書》中的循吏、酷吏、儒林等傳，刪去了《史記》、《漢書》中的刺客、遊俠、滑稽、貨殖、外戚等傳，增寫了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後漢書·黨錮傳》亦應以類傳看待。總上，《後漢書》有類傳十種。由此可見，范曄《後漢書》的類傳撰述，一方面有對前史的繼承，一方面又有許多創新。

  《史記》、《漢書》、《後漢書》在類傳的編次上多有不同。《史記》的十種類傳，除《刺客列傳》編於《呂不韋列傳》、《李斯列傳》之間外，其餘九種均編於書後，居《太史公自序》之前；而《循吏列傳》與《儒林列傳》之間則有《汲鄭列傳》，《酷吏列傳》與《遊俠列傳》之間則有《大宛列傳》，即諸類傳並不完全依次相銜。《漢書》的類傳基本上是依次銜接的；其中只有一個例外，即《外戚傳》與《元後傳》、《王莽傳》三篇相連屬，編於書後《敘傳》之前。《漢書》這種編次，是為了突出外戚在西漢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與特殊作用。《後漢書》類傳的編次，大致採用與《漢書》相同的做法，只是《黨錮列傳》的編次稍稍提前，以便與有關人物傳記相聯繫。

  此外，《史記》、《漢書》、《後漢書》都撰有民族傳。在民族傳與類傳的編次上，三書亦不相同。《史記》的類傳大都置於民族傳之後，而且民族傳和類傳是可以交叉編次的，甚至可以和雜傳交叉編次。而《漢書》、《後漢書》的類傳大都置於民族傳之前。這反映了司馬遷同班固、范曄在編次思想上的異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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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后妃、宗室、外戚等傳，則可視類傳的常例，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具有突出的史學價值和歷史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范曄《後漢書》的類傳中那些不同於《史記》、《漢書》的部分，大多也是別有所承的。除東漢累朝所修的《東觀漢記》外，還有三國吳人謝承《後漢書》，晉人薛瑩《後漢記》、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紀》、張璠《後漢紀》等，其中有些是撰有類傳的，茲列表作如下比較[57]：

  此外，薛瑩《後漢記》有《后妃傳》，華嶠《漢後書》有《孝子傳》。從這個簡單的比較中，可知范曄《後漢書》的類傳，是借鑑了謝承的《後漢書》和司馬彪的《續漢書》，即捨棄了謝承《後漢書》中的《風教傳》，採納了司馬彪《續漢書》中的《黨錮傳》；而對於薛瑩《後漢記·后妃傳》和華嶠《漢後書·孝子傳》，則不予採納。又《漢書》有《外戚傳》，敘后妃及其親屬事，范曄不採，而立《皇后本紀》，其序稱：「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系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所謂「西京《外戚》」，即指《漢書·外戚傳》。這都顯示了他在繼承前人成果時，表現出了自己的獨立見解。當然，范曄《後漢書》在類傳方面的創新，更重要的是由此而顯示出來的他的社會視野與歷史視野。

  范曄《後漢書》類傳以及它的民族傳，向人們顯示出了廣闊的社會視野與深邃的歷史視野。這裡，只就其類傳略作分析。

  首先說社會視野。

  比起《史記》、《漢書》來看，《後漢書》的類傳，增立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列女等傳，連同與《史記》、《漢書》相同或相近的循吏、酷吏、儒林、方術等傳，它向人們展現了史家的廣闊的社會視野。大致說來，黨錮、循吏、酷吏、宦者等傳是反映政治方面的錯綜複雜的情況，儒林、文苑兩傳是反映思想、文化方面的發展趨勢，方術、獨行、逸民、列女是反映社會風氣方面的特點。

  如果說循吏、酷吏的存在及其種種現象，東漢同西漢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的話；那麼，在范曄看來，「黨錮」現象則是東漢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現象，而宦官的作用及其對東漢政治統治的影響之大也是前朝所沒有的。這兩種類傳的創立，正是史家深刻的政治眼光的反映。而「黨錮」這一現象的出現，又是東漢官僚勢力同宦官勢力鬥爭的產物，故黨錮、宦者二傳恰可互為表里，成了同一事件的兩個側面。這樣，史家就把東漢政治生活中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歷史現象及其代表人物翔實地記載下來了。范曄在《宦者列傳》序中說宦官得勢的情況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他們「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致使「漢之綱紀大亂」。他很詳細地描述了宦官們作威作福、聚斂財富、競恣奢欲的種種表現及其危害：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臧；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范曄在這篇序文的最後寫道：「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在他看來，東漢皇朝以寵信宦官開始，最終必為宦官所滅，這是很自然的。可見，宦官給東漢政治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與此相映襯的是，《黨錮列傳》從東漢末年桓、靈之際出現的「黨錮」現象，從一個重要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官僚、儒生對宦官專權的鬥爭及其結局。這個鬥爭，以「黨錮」貫穿其間，首尾二十餘年，許多正直的官僚、儒士，陷於「黨議」，遭到迫害，其中重要的一次致使大臣百餘人「皆死獄中」。於是「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其後進而在州郡各地「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58]。范曄經過對「黨事」的認真考察，「其名跡存者」有三十五人，在《後漢書》中都有所記載：有的另有專傳，有的附於祖傳，凡十四人；《黨錮列傳》所記，凡二十一人。要之，讀了《宦者列傳》、《黨錮列傳》，人們對於東漢政治中這些十分突出、十分複雜的史事與人物所交織起來的歷史局面，可謂洞若觀火。

  《儒林列傳》、《文苑列傳》所載人物，集中地反映了東漢時期的思想文化面貌。其《儒林列傳》繼承了《史記》、《漢書》的儒林傳，而《文苑列傳》系《後漢書》所創立。今本范曄《後漢書·文苑列傳》無序與論，僅有贊語。故范曄創文苑的主旨已不得其詳[59]。其贊語云：「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這首贊語，前幾句是講文章的價值，後幾句是講文章的要求，反映了作為史學家的范曄對於人們的文章、才學在社會歷史中應有位置的重視。《文苑列傳》所記約二十人，都是「以文章知名」、「以文章顯」、「以文章博通稱」、「有文才」、「有才辯」之輩。杜篤傳所錄《論都賦》，崔琦傳所錄《外戚箴》，劉梁傳所錄《辯和同之論》等，都是反映當時社會面貌之某一方面的重要文字。誠如范曄所云：「情志既動，篇辭為貴。」「篇辭」既是「情志」的表現形式，它們自然也有助於反映社會歷史面貌。范曄的這一認識是很深刻的。

  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反映了東漢社會風氣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獨行列傳》是闡述那些「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的人們的可貴品質[60]，以反映一時之風尚。《方術列傳》旨在揭示「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於是形成「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61]的社會風尚。《逸民列傳》揭示了兩漢之際政治紊亂、士人遠遁的狀況，以及東漢一代政治狀況與士人或顯或隱的變化，稱頌「帝德」的清明和士人的「耿介」，反映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列女傳》是為了稱頌「女德」，表彰「賢妃」、「哲婦」、「貞女」，並著意為普通女子立傳，以補「世典咸漏」之憾，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東漢時期中國婦女的面貌，即所謂「端操有蹤，幽閒有容」[62]。《後漢書》的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除《方術列傳》與《史記·龜策列傳》略有相似外，其餘都是新創；從范曄的序文與贊語來看，這些類傳的創立，都是為了揭示東漢時期某一方面的社會風氣。

  由於范曄《後漢書》沒有留下「志」，其類傳便成了反映范曄社會視野的重要依據。今觀黨錮、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其所載人物及其行事，在反映東漢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社會風氣等方面，確有重要的價值。而這類類傳的序與論，則又表明其撰者並不囿於東漢一朝的人和事來寄寓自己的見解，而是同時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人和事；從而反映出撰者之深邃的歷史視野。

  《後漢書》類傳的歷史視野，表明範曄對歷史的認識，有貫通古今的意識和特點。這主要反映在諸類傳的序、論之中。如其論「逸民」現象，是從堯和西周初年講起，認為「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所謂「潁陽之高」，指的是高士巢父、許由；所謂「孤竹之潔」，指的是國滅而不食周粟的孤竹國國君之子伯夷、叔齊。范曄認為，從這以後，逸民現象便「風流彌繁」，其情形亦各相異，然後講到兩漢之際及東漢一代的逸民。其論宦官，則引用《禮記·月令》和《詩經·小雅·巷伯》，用以說明「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然後，他講到歷代宦官的危害，而尤重於兩漢。其論黨錮、酷吏、方術，均追溯至西漢，如論黨錮的產生，一則起於西漢時「黨同伐異」的文風，二則起於王莽「專偽」、「篡國」的變故，三則起於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的政局，正直的人們為表示「抗憤」和「橫議」，於是「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其論循吏、儒林、列女等傳，因皆限於東漢，而尤見其一氣呵成之功，顯示出「中興之美」或永平之盛等。可見，范曄《後漢書》類傳所具有的歷史視野，其特點是對歷史上同類人物作歷史的考察，從而為所要記述的時期之同類人物作恰當的定位，使人讀來既有其時代感，又有其歷史感，於一代皇朝史中貫穿著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念。

  范曄《後漢書》類傳的社會視野和歷史視野，無疑對深入地反映其撰述旨趣大有裨益，而這樣的視野和旨趣，又決定了《後漢書》類傳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重要價值。

  范曄《後漢書》類傳很鮮明地反映出著者的思想旨趣；這些旨趣同全書的撰述旨趣相關聯，但在這裡亦表現出其固有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深刻地反映了著者對東漢皇朝政治統治之得失成敗的關注。《宦者列傳》、《黨錮列傳》的創立，最能表示著者的這一旨趣。范曄在《宦者列傳》序中，對漢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得勢作了歷史的考察：漢武帝時，有的宦官受到寵愛；元帝後，有些宦官始「以佞險自進」，終以「損穢帝德」；東漢和帝以後，「於是中官始盛」；明帝以後，則被「寄之國命」，終於弄得「漢之綱紀大亂」。范曄引用前人的話說：「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尤為難得的是，范曄不只是揭示出東漢一朝宦官亂國的歷史事實，而且還探討了宦官何以能夠得勢的原因。他對此作了這樣的分析：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丑，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雲從所來久矣。今跡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63]

  這一段話，對於總結宦官作為古代政治活動中的一個特殊集團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重大作用與危害的原因，確是一篇中肯的評論。第一，他指出了宦官作為「刑餘」之人，人們在各方面對其較少顧忌，因而容易取得最高統治者（尤其是「少主」、「女君」）的信任；第二，他指出了一些宦官擅長於用「忠厚平端」、「敏才給對」、「借譽貞良」的手段來偽裝自己，以達到「回惑昏幼，迷瞀視聽」的目的；第三，他指出了宦官勢力一旦養成，則除之甚難，致使「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家第一次對宦官做出十分精闢的分析。其中包含著從生理的分析到心理的分析，從手段的狡猾到權力的膨脹之種種形式的揭露，都能發人深省。《後漢書·宦者列傳》對宦官劣跡的揭露可謂淋漓盡致，但歷代統治者仍要重用宦官，而確有不少重蹈「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的覆轍，這雖是統治制度使然，但它留給人們的思考卻是長久的。

  東漢政治統治的得失成敗，是在鬥爭中演進的。對此，范曄看得十分清楚，也十分重視對於這種鬥爭的描述和剖析，《黨錮列傳》就是一個有力的明證。《黨錮列傳》序稱：「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這是范曄對「黨錮」的評價。於「黨錮」諸人傳中，范曄則一一記述了他們對宦官專權之鬥爭的大義凜然及其悲壯的結局。如寫李膺打擊宦官，宦官「皆鞠躬屏氣」，聲稱「畏李校尉」；寫李膺免官歸鄉里後，其影響甚大，「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寫李膺在朝廷「收捕鉤黨」的形勢下，自詣詔獄的氣概。又如寫范滂「即自詣獄」時，其母與之訣別的對話，都寫得震撼人心。范曄於傳中就李膺發論，寫道：

  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

  這把李膺三代人的氣節都寫出來了。所有這些，都反映了著者對於東漢一朝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深刻認識及其是非判斷的明朗如晝。

  這場鬥爭的結局，是以「黨人」的不斷遭到殺戮、罷免、禁錮和宦官的繼續得勢而告終，隨之而來的便是東漢皇朝的崩潰。范曄寫道：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茲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64]

  等到需要宦官出來要求皇帝大赦黨人，可見危機已到了無可挽回的程度了。范曄把黃巾起義稱為「賊」，這是必然的；但他從宦官專權和朝廷對黨錮的處置，揭示出東漢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確有卓見。

  第二個特點，是突出地反映了著者在評價歷史人物上重操守、重才行的價值標準。在這一點上，范曄是深受司馬遷的影響，繼承了《史記》的傳統。范曄曾批評班氏父子對司馬遷的批評，指出：「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65]可見，范曄同司馬遷在思想上是相通的。范曄評價歷史人物之重操守、重才行的價值標準，在列傳中均有反映，而以類傳反映得尤為突出。如他以「皆天下善士」稱頌「黨人」，並以「渭以涇濁，玉以礫貞」來比喻「黨人」節操的高潔。他在《循吏列傳》序中稱讚說：「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至於獨行、逸民、列女等傳，也都是著眼於歷史人物的德行。儘管如此，范曄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並不以一個固定的模式來規範歷史人物，而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即所謂「性尚分流，為否異適」。他認為：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克扞於強御。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

  儘管人們表現出來的特點不同，儘管每一種表現都談不上「通圓」，但卻都顯示出可貴的「風軌」，即所謂「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這就值得史家記述，「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66]。《逸民列傳》是記述那些「志意修」、「道義重」的人；《列女傳》是表彰那些「才行尤高秀」的女子，以補「世典咸漏」，開中國古代正史女子類傳之先聲。

  同推崇人們操守、才行相對待的，是范曄在《宦者列傳》中從德行、道義上對宦官種種劣跡的揭露和鞭笞。而在《酷吏列傳》中，范曄一方面承認歷史上存在「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的情況，因而也就沒有完全否定「以暴理奸」的酷吏的作用；但他終究還是認為「末暴雖勝，崇本或略」[67]。他還是主張仁信之道、大信於人的為政方針。

  第三個特點，是十分鮮明地反映了著者關于思想文化對於世風治道之重要性的思想。《儒林列傳》為經學家立傳，自《史記》始；《文苑列傳》為文章家立傳，自《後漢書》始。可以認為，《後漢書》中的《儒林列傳》和《文苑列傳》這兩篇傳記，比較集中地記述了東漢時期思想文化方面的歷史人物。儒林，是記經學家；文苑，是記文學家。司馬遷首倡史學「成一家之言」，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迅速發展，從經學的藩籬中脫離出來，蔚為大觀。范曄《後漢書》立《文苑列傳》，並列於《儒林列傳》之後，客觀上有突出文章家之歷史地位的作用。這同南朝學人不僅重史學，而且重辭章有很大關係。在范曄看來，儒林與文苑，都是歷史上不可不記的人物，這一方面反映了他對於學術文化史的興趣，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他對學術文化之影響於世風治道的認識。如《儒林列傳》後論指出：東漢初年，光武帝「專事經學」，一度轟轟烈烈，雖然帶來了一些弊端，但對世風的薰陶，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范曄的這一見解，為後人所肯定，所重視。

  《文苑列傳》所記諸人，所錄諸文，也反映了范曄的上述認識。如《杜篤傳》記：「篤以關中表里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這首約兩千字的《論都賦》是歷史上較早分析都城與政治之關係的作品，涉及西漢及兩漢之際得失成敗的諸多問題，可作為史論、政論看待。又如《崔琦傳》記：「崔琦……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這篇箴文，概說了自三代至漢宣帝間有關后妃及其族人行事的經驗教訓，它為諷喻外戚梁冀而作，而其意義卻不限於此。再如《劉梁傳》記：「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可惜其文已佚。凡此，都可以見范曄之所以作《文苑列傳》的深意。

  總體來看，范曄《後漢書》類傳在揭示東漢政治得失方面，在稱頌歷史人物的才行方面，在關注世風治道方面，都反映了著者的積極的思想旨趣。因此，《後漢書》類傳具有突出的史學價值，首先，在於它是《後漢書》的組成部分，並因其所具有的特色而處於重要地位，這是《後漢書》之所以成為一部傑作的因素之一。其次，在於它對後世史學發展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對後世歷代正史類傳撰述的影響，如：

  ——在其之後設立「宦者傳」（閹官、宦官傳）的有《魏書》、《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凡九家。

  ——在其之後設立「文苑傳」（文學、文藝傳）的有《晉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明史》，凡十五家。

  ——在其之後設立「獨行傳」（卓行、一行傳）的有《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凡四家。

  ——在其之後設立「方術傳」（方伎、藝術傳）的有《晉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三家。

  ——在其之後設立「逸民傳」（隱逸、高逸、處士、逸士傳）的有《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一家。

  以上除《舊五代史》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類傳外，其他晚於《後漢書》的歷代正史的類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後漢書》類傳的影響。可以這樣認為：《史記》在開創類傳方面有傑出的貢獻，非他史可比；《後漢書》在發展類傳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亦非他史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