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范曄的歷史形勢觀和社會倫理觀

  范曄對東漢歷史形勢的認識和分析，以及他對東漢世風的推重，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歷史思想。

  范曄著《後漢書》，對自己撰寫的史論有很高的評價，認為：「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36]凡研究過《後漢書》的人，都十分熟悉范曄這段自我評論的話。這裡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范曄以自己所著的《後漢書》同班固的《漢書》作了全面的比較，主要著重在「博贍」、「整理」和「評論」三個方面，認為班固的「博贍」是其不可企及的，而「整理」不相上下，至於「評論」則已超過班固。第二，他高度評價自己撰寫的史論而尤其強調了列傳的論（包括雜傳論和類傳論）。許多年來，研究者們對此有種種不同的評論，但從總體上看，贊同范曄這一自我評價者是占了多數的。誠然，范曄史論確有出色之處，但他對《漢書》史論的評價，似還可以重新認識。這裡，我們有必要作進一步討論的是范曄自己沒有明確提到的《後漢書》帝紀後論，以求對范曄《後漢書》史論有更加全面的認識。從《後漢書》帝紀後論來看，范曄關於東漢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幾個重大轉折的把握和評論，反映出了他看待歷史形勢的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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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曄認為，東漢社會，以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為興盛時期。他對於光武帝時即建武年間的政治有很高的評價。舉其要者，例如，他感慨於「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稱讚光武帝居安思危，常自危懼，能謹慎而妥當地處理與西域、匈奴等地的民族關係[37]。他高度評價光武帝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妥當地對「中興二十八將」進行安置，他寫道：「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勛，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參與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他最後歸結到政治上說：「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38]在如何安置開國功臣的問題上，西漢有深刻的歷史教訓，而光武帝則正確對待這一歷史教訓，進而創造了成功的經驗。東漢「中興」之業的確立和鞏固，這是關鍵的決策之一。范曄還充分肯定光武帝關注民生、整頓風俗的措施，指出：「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39]這是稱讚光武帝對於肅清吏治、純淨風俗和安定社會所起的積極作用。范曄對於光武帝尊儒學、重教化更是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中興」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寫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他又進一步指出這樣的措施給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40]當然，這些評論，都出於《後漢書》的有關列傳，但它們著實反映出了范曄對光武帝統治時期所採取的各種重大措施的高度讚揚和評價，並時時稱為「建武之治」。范曄認為，明帝、章帝時期的政治，是「建武之治」的延續，成為「中興」之業的象徵。他在《後漢書·明帝紀》後論中寫道：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這裡是特別強調了明帝的「善刑理，法令分明」，以至達到了「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的局面。從政治上看，應當說這是很難得的，雖非創業之功，卻有守成之效，使後人對「建武、永平之政」稱道不已。

  漢明帝十九歲被立為皇太子，三十歲即皇帝位，他對於光武帝的「中興」之業是親身經歷並有比較深刻感受的。因此，其即位之時，便有一種「夙夜震畏，不敢荒寧」的憂患意識。他在即位詔書中說：「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41]不難看出，這一番話，一是指出了繼承「中興」之業的重要，二是強調了「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的原則，三是表明了自己閱歷、思慮不深，要依靠左右大臣們的輔助。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正是這樣一篇從根本上對政治形勢做出估量和對策的詔書，奠定了被范曄稱為「永平之政」的基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後漢書·明帝紀》里讀到明帝的許多詔書，在這些詔書中，很少有歌頌太平的詞句和滿足現狀的思想；反之，人們倒是可以讀到許多這樣的憂慮和自責的言論，如：「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懼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這裡講的是重農桑、慎刑罰。又如：「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這是勉勵人們上書直諫，以杜絕弊政。再如，針對有官員上書言事多有浮誇的現象，明帝下詔指出：「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明帝甚至可以做到，要求「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其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他就此下詔說：「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從這些詔書來看，所謂「永平之政」，貫穿著居安思危、兢兢業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風，這正是它得以繼續「建武之政」的關鍵所在。

  漢章帝十九歲即位，三十三歲辭世，是一個年輕的皇帝。他不僅閱歷上和認識上無法與明帝對「中興」之業的感受與理解相比，就是在主政的獨立見解和重要措施上比之於明帝也相去甚遠。范曄在《後漢書·章帝紀》後論起首引用他人的評價來評論章帝，表明他在對章帝的總體評價上已難得有更恰當、更高標準的評價了。范曄這樣寫道：「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所舉事例如「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以及「盡心孝道」、「平徭簡賦」等。看來，這只是建武、永平之政的餘緒了。然而，范曄還是把「中興」之業所帶來的輝煌下延到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他在《後漢書·和帝紀》後論里說：「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和帝是一個更年輕的皇帝，他十歲即位，由竇太后臨朝主政。史稱：「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42]其實，大將軍竇憲被誅事在永元四年（92年），時和帝才十四歲，他如何「躬親萬機」？和帝在二十七歲就死了，足見他真正「躬親萬機」的時間並不多。東漢政治到了這個時候，是每況愈下了。建武、永平時期奠定的基礎，至永元時期，前後已歷八十年左右，也算是很難得的了。范曄在這裡提出了究竟是「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呢，還是「服叛去來，自有數也」的問題，並把這個問題留給後人去思考，是意味深長的。

  如果說，光武帝與明帝時期的建武、永平之政，是漢朝「中興」之業的創立、發展和繼續的話，那麼，章帝與和帝時期的政治，只是「中興」之業的餘暉，而這餘暉中的暗淡卻悄悄蔓延開來。這是一個緩慢的轉折，它似乎還沒有被人們明顯地覺察出來，但轉折卻是真正開始出現了。

  東漢政治由「中興」走向衰落，其更加明顯的轉折始於安帝。請看范曄《後漢書·安帝紀》後論是如何評論的。范曄寫道：「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雲哲婦，亦『惟家之索』矣。」漢安帝是鄧太后與其兄車騎將軍鄧騭策劃所立，十三歲即位，也是一位少年天子，故即位後，「太后猶臨朝」[43]。安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不斷激化，加之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安帝雖屢屢下詔自責，但他在採取有效措施方面無能為力，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十分動盪，竟然出現了「計金授官」之舉和「京師大飢，民相食」[44]的局面。「中興」之業已是遙遠的過去，變得無影無蹤了。范曄用「始失根統，歸成陵敝」來概括此時的形勢，是很恰當的。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所謂「始失根統」，並不僅僅是「令自房帷」、「惟家之索」，而是在於這樣的政令是否正確，是否具備應有的權威，是否能夠通過正常的渠道得到貫徹，同建武、永平之政比起來，這才是問題的實質。當然，在這裡，現象同本質也是和原因同結果相聯繫的。

  東漢的衰落在順帝時期變得更加嚴重了。順帝也是在統治集團紛爭中年幼即位的，並無直接管理國家的能力，自然大權旁落。他十一歲即位，三十歲死於帝位之上，二十年中無所作為。范曄在《後漢書·順帝紀》後論中寫道：「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歟！」這是尖銳地指出，順帝不僅不能發揮一批有識之士的才能，糾正前朝的失誤，而且沿著前朝的弊政繼續滑下去，即在「始失根統，歸成陵敝」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進一步加重了衰落的形勢。到了這個時期，東漢的頹勢已成，政局變得越來越嚴峻了。

  漢桓帝、漢靈帝和漢獻帝時期，是東漢走向滅亡的過程，而桓帝時期是這一轉折的標誌。范曄在《後漢書·桓帝紀》後論中指出：「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奸雄，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從這裡可以看出，范曄批評漢桓帝是一個不以政事為重的皇帝，而其所作所為似乎應了古人說的「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45]這句有很深哲理的話。桓帝誅去權臣梁冀，曾經使人們產生一線希望，使政治得以安定，社會得以平靜，但是「五邪」（按李賢註：五邪指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肆虐，桓帝聽之任之，要不是一些忠賢之臣不斷與之鬥爭，桓帝的命運恐怕不會比遭到流放更好。東漢走向滅亡的趨勢，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充分暴露出來了。到了漢靈帝時，皇帝已成了宦官控制的傀儡，不能發揮任何獨立的政治作用。范曄借用歷史的比喻，在《後漢書·靈帝紀》後論中寫道：「《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靈帝時宦官建造私宅，比擬宮室，高大華麗，不想讓靈帝看見，便編造謊言，說是皇帝登高則百姓離散，嚇得靈帝果然不敢登高。可見，古往今來，「亡敝者」的心計和行跡都是有共同之處的。至於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經歷了許多歷史變動，但在歷史學家范曄看來，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的話可說，他在《後漢書·獻帝紀》後論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獻帝「遜位」於曹魏後，被封為「山陽公」。范曄認為，東漢的衰落和滅亡，由來已久，山陽公（漢獻帝）又有什麼可以太多指責的呢！當然，范曄並不是要替漢獻帝開脫，但從根本上來說，東漢的衰亡趨勢，確是漢獻帝所不能挽回的。

  我們討論范曄《後漢書》帝紀後論的主要論點，從中可以看出范曄對於東漢歷史發展軌跡的基本認識：光武帝、明帝時期是「中興」之業的開創、發展和繼續；章帝、和帝時期是前者的餘暉，而陰影已開始出現；安帝、順帝時期則衰象叢生，不僅「始失根統，歸成陵敝」，而且完全沒有「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的意識和能力，衰落之勢已成定局；桓、靈、獻三帝時期，則是東漢皇朝走向滅亡的過程。其間，還有所謂殤帝、沖帝、質帝、少帝，只是幾支政治上的小插曲，無足道者。縱觀范曄《後漢書》帝紀後論，文字不多，卻言簡意賅，其最難得處，是於諸帝評論之中，揭示了東漢從興盛走向衰敗、滅亡的歷史軌跡。這恰是范曄史論高明之處的又一突出反映。

  范曄《後漢書》晚出，在此之前，已有多家東漢史著作問世。今存者有袁宏《後漢紀》、《東觀漢記》輯本和另外八家後漢書佚文[46]。范曄《後漢書》繼承了前人的成果，也影響到後人對東漢史的認識和撰述。這裡，我們對有關著作略作比較，以見其異同。

  （一）同諸家東漢史著作佚文帝紀評論的比較。在諸家東漢史著作佚文中，薛瑩的《後漢記》里保存了明、章、安、桓、靈五帝的「贊」。《明帝紀》的贊語說：「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章帝紀》的贊語說：「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於兄弟，息省徭役，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這同范曄所論，大致相近。薛瑩之論安、桓、靈三帝，似比范曄所論更為切實。其《安帝紀》贊語說：「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始進，閹宦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奸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其《桓帝紀》贊語說：「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群妖滿側，奸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征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47]其《靈帝紀》贊語措辭更為嚴峻，這同范曄引前史語，說桓帝「好音樂，善琴笙」、「不得登高臨觀」云云，更能揭示出東漢大勢已去的政治局面。此外，如司馬彪《續漢書》之論漢和帝[48]，袁山松《後漢書》之論漢獻帝[49]，其意似頗為范曄所採納。這裡，有一點是值得提到的，即袁山松《後漢書·章帝紀》中有一段評論頗發人深思，其文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50]這段話採用比較的方法，批評了漢章帝，也間接批評了漢明帝，為諸家東漢史所少見，耐人尋味。

  關於東漢中衰之始，各史所論大致相同，但也有微妙差異，可略作比較。薛瑩《後漢記·靈帝紀》贊說是「漢世中興，至於延平而世業損矣」[51]。延平，是和帝之後的殤帝的年號。范曄《後漢書·和帝紀》後論說是「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齊民歲增，闢土世廣」。永元，是和帝年號。以上二說，實為相近。值得注意的是，范曄《後漢書·皇后紀》序中又有這樣幾句話：「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李賢注曰：「四帝」，指安、質、桓、靈；「六後」，即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綜合這些說法，則章、和時期，亦非真正意義上的「中興」階段了。

  （二）同袁宏《後漢紀》史論的比較。袁宏《後漢紀》早出，且史論豐富，深思佳句，頗多可采。然其所論，多針對具體事物而發，對於諸帝時期之總的政治形勢、利弊得失，所論不多。在這一點上，范曄《後漢書》同袁宏《後漢紀》的差別十分明顯。更有甚者，是它們在關於東漢史的整體認識上亦有歧異。袁宏《後漢紀》卷末有這樣一段議論：

  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明、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日微弱，亦可輔之。

  在袁宏看來，即使是桓、靈時期，東漢政治形勢還有好轉的可能。他的這個認識不僅同范曄的認識相去甚遠，也同上文列舉的其他東漢史著作的看法相左。由此可以看出，在關於東漢歷史進程和東漢皇朝興衰治亂的評價上，范曄遠在袁宏之上。

  （三）同司馬光《稽古錄》史論的比較。袁宏早於范曄不足百年，而范曄先於司馬光五百餘年。司馬光論東漢歷史，袁、范二家均在他的參考、借鑑範圍之內。他所著《稽古錄》卷十三中有一評東漢史的長篇史論，其涉及桓、靈時期的形勢是這樣評論的：「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顯而易見，司馬光並不贊同袁宏的看法，而採納了范曄等人的見解。司馬光在這篇史論中，還說到「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等，這也同范曄所論非常接近。

  范曄頗以其所撰史論為高，雖語出驚人，然大抵不謬。宋人朱熹提倡「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52]。此可謂讀史之一大要領。今讀范曄《後漢書》帝紀後論，其揭示東漢時期的「大治亂得失」，實是優秀史家大手筆的一個突出反映。誠如清人趙翼所論：范曄「立論持平，褒貶允當」，「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53]。范曄評論歷史，朱熹評論讀史，趙翼評論史家，都給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和有興趣讀史的人士留下了很有意義的、值得思考的問題。

  如果說《後漢書》帝紀後論反映了范曄的歷史形勢觀的話，那麼《後漢書·儒林列傳》則集中反映了范曄的社會倫理觀。

  通觀《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述了儒士劉昆、窪丹、任安、楊政、張興、戴憑、孫期、歐陽歙、牟長、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僖、楊倫、高詡、包咸、魏應、伏恭、任末、景鸞、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衛宏、董鈞、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張玄、李育、何休、服虔、潁容、謝該、許慎、蔡玄等四十餘人（附傳不計在內）。其序云：「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看來，在萬千的儒士中，得以入傳的，畢竟只能是極少數人。

  儒士們的專長、經歷不盡相同，但是一般說來，他們又多有非常相似之處，即精於學而廉於政。

  所謂精於學，如前所述，《後漢書·儒林列傳》是以精於《易》、《書》、《詩》、《禮》、《春秋》經傳來分類撰述的，故所入傳者均各有所長，自不待言。而精於學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他們廣收門徒，傳道授業，孜孜不倦，為世所重。如：

  ——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

  ——窪丹，「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

  ——任安，「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楊政，「教授數百人」。

  ——張興，「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

  ——歐陽歙，「教授數百人」。

  ——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牟長，「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

  ——楊倫，「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

  ——任末，「少習《齊詩》，游京師，教授十餘年」。

  ——薛漢，「教授常數百人」。

  ——杜撫，「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

  ——董鈞，「常教授門生百餘人」。

  ——丁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諸生自遠方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周澤，「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

  ——甄宇，「教授常數百人」。

  ——樓望，「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

  ——張玄，「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

  ——李育，「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

  ——潁容，「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

  ——謝該，「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

  ——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東漢經學之盛，於此可見一斑。范曄十分感慨地寫道：

  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如上文所列，這些「開門受徒者」，或處都會，或居鄉野，或居官，或不仕，情況各異，志向不同，但都注重教授門生，不憚其勞。以私人講學來看，「教授常數百人」者，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謂著錄達到數千人，甚至上萬人，當有誇大之處，但也足以表明當時著錄者人數之多。

  這些儒士，除少數人因種種不同的具體原因不願出仕外，大多數在仕途上都以清正廉明而受到世人的推重。如周澤為縣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他在漢明帝時，「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北地太守廖信是個貪官，「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漢明帝乃以廖信贓物分賜諸廉吏，其中周澤、光祿勛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此事影響頗大，「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而孫堪為官，「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所在有跡，為吏人所敬仰」。「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因周澤字稚都，孫堪字子稚，「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稚』」，是為清廉的象徵。

  剛直不阿，是一些儒士入仕後的另一個特點。漢光武帝時的楊政、戴憑是很突出的。《後漢書·儒林列傳》記楊政事跡說：

  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

  楊政的做法，或許不值得人們去仿效，但他的果敢、大義、無畏，的確是令人敬佩的。

  戴憑少年得志，十六歲時，「郡舉明經，征試博士，拜郎中」。後來官至侍中。同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光武）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系廷尉，有詔敕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屍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帝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這裡，戴憑是直截了當地批評了光武帝，說他只是從表面上去理解蔣遵的話，而不深察其實質，就把他禁錮起來，這不是「嚴」麼。戴憑是汝南人，所以光武帝說「汝南子」想再次結黨嗎？看來矛盾很尖銳，但終究是緩和下來了，蔣遵也由此解除了禁錮。戴憑的正直和膽識，於此可見。

  許多儒士，征為朝臣，則匡正時政，出為守令，則多有政聲。如楊仁，漢明帝時為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跡。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宋登，漢順帝時為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張馴，漢靈帝時，「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

  從《後漢書·儒林列傳》來看，它所反映的內容，不止是東漢學術史的一部分，也是東漢政治史的一部分。不論是從學術史來看，還是從政治史來看，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東漢儒士們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較明確的目標，其修身、自律的自覺性都比較高。劉昆的「少習禮容」，楊政的「篤於義」，孫期的「事母至孝」，歐陽歙的「廉好禮讓」，高詡的「以信行情操知名」，伏恭的「性孝，事所繼母甚謹」，杜撫的「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召馴（字伯春）的「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甄宇的「清靜少欲」，樓望的「操節清白，有稱鄉閭」，何休的「雅有心思」，服虔的「以清苦建志」，許慎的「性淳篤」等，都表現出了做人的規範。這是一種人格的力量，當這種人格的力量通過講學、從政廣泛地發揮作用時，便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范曄史識的高明處，是他一方面看到了東漢經學發展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經學發展對於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東漢經學的發達，包含有兩個突出的缺陷：一是死守門戶之見，「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條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二是陷於迂腐刻板，「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且觀其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這兩個弊端，其實是互為因果，其發展到極點，便是東漢經學的末路。對此，歷代學人多有批評。儘管如此，范曄還是充分肯定了東漢經學對於時代的積極影響，這就是「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正因為如此，東漢在其末年處於「朝綱日陵，國隙屢啟」的形勢下，還能「多歷年所」。

  所謂桓、靈之間直至獻帝，東漢皇朝尚能「多歷年所」者，似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專事經學」的結果；但「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也的確影響到社會風氣，這對於東漢皇朝的政治統治，自然會產生一種維繫的作用。這就是范曄所說的「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的社會風氣對於政治統治的積極的作用。這跟魏晉時統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顯然是兩種不同的世風。

  范曄的這一認識，深受顧炎武的讚賞。顧炎武在論到兩漢風俗時寫道：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可謂知言者矣。[54]

  顧炎武的評論中，除引用《後漢書·儒林列傳》後論外，還引用了《後漢書》卷六一左雄等傳的後論，其文曰：「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這裡，不僅可以看出顧炎武讀《後漢書》的認真細緻，尤其可以看出他從范曄所記人物及其評論中所揭示出來的深刻見解。

  《後漢書·儒林列傳》的內容及其深意，在千餘年之後，能夠得到善言歷代風俗的顧炎武的認同和稱讚，當是范曄的幸事。劉知幾有言：「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55]顧炎武的有關評價，印證了劉知幾的說法不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