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范曄《後漢書》的成就

  一、范曄撰《後漢書》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30]。善文章，精音樂，宋文帝時以才學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後漢書》始於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年）左遷宣城太守之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人告發與謀立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為帝一案有牽連，以謀反罪入獄，被殺，時年四十八歲。其時，上距司馬彪之卒約一百四十年、袁宏之卒約七十年。范曄在獄中作《與諸甥侄書》，闡說了他的為人、治學和撰寫《後漢書》的一些重要情況，是一篇具有自序性質的文獻。故《宋書·范曄傳》全文收錄了它。范曄治學，重在「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認為：「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主張「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他的治學態度和為文主張，在《後漢書》中得到具體的實踐。他撰《後漢書》的全部計劃，是要寫成紀十卷、志十卷、傳八十卷，合為一百卷。但他只完成了紀、傳部分的九十卷就被捕入獄了，沒有完成志的撰述。

  范曄自己說：「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31]後人說他是「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又說他撰述中「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32]。這可能考慮到他身為庶子和宦途播遷的境遇，但范曄所謂「政恆覺其不可解」的話，似不必限於從個人境遇上去理解。范曄所提出的問題，還是在於從歷史上去尋求關於現實政治中存在問題的答案。范曄撰《後漢書》時，至少有十種漢、晉史家所著後漢史作為參考。范曄自稱，他的《後漢書》雖「博贍」不及班固《漢書》，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可見，范曄雖是據眾家後漢史撰《後漢書》，而他的撰述目標卻是以「最有高名」的《漢書》為參照的。他對於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對於史事的評論精深，是《後漢書》的兩個特點。

  范曄刪削眾家後漢史，在材料整理上博採諸家。《後漢書》中提到的有《東觀漢記》和華嶠《漢後書》，范曄稱為「前史」。還有許多是他沒有提到的。如其《黨錮傳》，可能來自司馬彪《續漢書·黨錮傳》；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類傳可能來自謝承《後漢書》之同名的類傳；其「六夷」傳，包括東夷、南蠻、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可能是分別參考了謝承、司馬彪、華嶠三家後漢史中有關的傳。而范曄在整理材料中對歷史人物傳記的編次上，則更多地受到袁宏《後漢紀》「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的影響。其於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於經學」，有的以「著書恬於榮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絕域」，有的以「仗節能直諫」，有的以「明於天文」，等等[33]。總之，范曄對眾家東漢史的「整理」之功，是更便於反映出東漢時期各類人物的事跡和風貌。

  范曄的歷史評論，是《後漢書》的精華所在，本節第四部分將做詳細論述。

  請記住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注史之風極盛。范曄《後漢書》行世後五六十年，南朝梁劉昭即為其作注。昭伯父彤曾集眾家晉史注干寶《晉紀》，可見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本有家學影響。劉昭惜《後漢書》諸志未成，又據范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志」的計劃，乃移司馬彪《續漢書》志「注以補之」，合為一百三十卷[34]，「世稱博悉」[35]。但二書仍系單行，直至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以後，范書彪志方合刻行世，流傳至今，成為「二十四史」中的優秀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