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范曄歷史思想的局限性

  范曄《後漢書》史論的開篇，是《光武帝紀》的後論，他這樣寫道：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雲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120]

  讀了這一篇《光武帝紀》後論，再對照前面所引證的范曄關於對自己所撰史論的評價，人們不禁會啞然失笑，認為這是極其荒唐的事情。在這篇後論里，范曄為了說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他一連列舉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長所語、方士夏賀良上言、望氣者蘇伯阿之嘆、道士西門君惠和李守的預言等。可以說，一切可以用來說明「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場。對於一個確信「死者神滅」、「天下決無佛鬼」的史家來說，這篇史論無疑是一堆荒誕之詞。

  誠然，這或許就是一個史家在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局限的一種反映。南北朝時期，史家著史，凡論及改朝換代之君，都要表明他有異於常人之處。如《南齊書·高帝紀》說蕭道成「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鱗文遍體」[121]；《梁書·武帝本紀》稱，梁武帝蕭衍「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122]；《陳書·高祖本紀》也說，陳高祖陳霸先既長，「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123]。這些記載，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荒誕成分，也都是為開國之君編織神秘的外衣。其中，《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雖是唐初人，這兩部書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但姚思廉是繼承了其父姚察的事業，思想上和撰述上都深受其父的影響，自然保留著南朝史家的遺風。至於北朝史家，我們從北齊人魏收所著《魏書》里的《序紀》、《太祖紀》中，可以讀到有關類似說法的荒唐故事。可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是南北朝時期一些史家之庸俗性的通病，而范曄亦未能免俗，故有此不倫不類的史論開篇。

  

  當然，范曄《後漢書》帝紀後論的這一開篇，還有歷史上的淵源。這是因為，《東觀漢記》出於東漢史家之手，是東漢史的最早撰述，對其後的諸家東漢史撰述有很大的影響。查《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記光武出生時的情境，是這樣記述的：

  皇考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於此。上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望氣者蘇伯阿望舂陵城曰：「美哉！王氣鬱郁蔥蔥。」

  這些傳說和杜撰，帶有濃厚的讖緯色彩，自不能視為信史，它們只是反映了東漢史家對東漢開國之君的美化和神化罷了。以這一段文字同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後論相對照，可見後者本出於前者，且增寫了「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等語。范曄去東漢滅亡已二百餘年，他本應完全擺脫這種美化和神化的羈絆，但是他卻未能擺脫它，這令人不解，但又在情理之中。

  范曄是一個有批判意識和深刻歷史見解的史家，儘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完全擺脫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給予史家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局限，即對於開國皇帝的種種美化和神化。這樣一個消極的史學傳統，也不只是在南北朝時期的史家當中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過是時強時弱、時隱時現而已。從這一客觀事實來看，我們指出范曄在這方面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是必要的，但也不好苛求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