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基本形成和確立

  20世紀30年代，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出版。《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分上、下兩冊共十五章。上冊「辯證唯物論」：第一章當作宇宙觀看的馬克思主義；第二章唯物論與唯心論；第三章辯證唯物論；第四章唯物辯證法之諸法則；第五章哲學中兩條陣線上的鬥爭；第六章辯證唯物論發展中的新階段。下冊「歷史唯物論」：第一章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第二章論社會經濟形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第三章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第四章關於社會群和國家的學說；第五章過渡時期之政權與社會鬥爭；第六章意識形態論；第七章戰鬥的無神論；第八章社會變革論；第九章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等。

  其中，「辯證唯物論」部分的第五、第六章；「歷史唯物論」部分的第五、第七、第九章的內容是當時蘇聯政治形勢的產物。去掉這些章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內容和結構同當今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內容和結構是一致的。在這種內容和結構的背後是這樣一種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徹底的唯物論，「這種徹底的唯物論……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而「辯證法唯物論——這是一種完整的、徹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機體、思維和人類社會的宇宙觀」，[25]歷史唯物論則是辯證唯物論在社會生活領域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借政治的批判，把自己的哲學思想，施之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揭露了政治理想之物質的內容，開創了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創立「加深和發展哲學的唯物論」，「達到唯物論之澈底的發展」；[26]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具有一致性，二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聯繫」，這就是，一般唯物論根據存在說明意識，歷史唯物論根據社會存在說明社會意識。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影響是空前而深遠的，它的出版標誌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基本形成。

  首先，《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體現了聯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1931年，在批判德波林的高潮中，聯共（布）中央向蘇聯哲學界提出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即編寫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從而為統一全黨的思想奠定世界觀的基礎。在當時蘇哲學界主要領導米汀的主持下，組織了全蘇聯哲學界的力量，以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名義集體編寫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並作為蘇聯黨校和高校的哲學教科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不僅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基本觀點，而且直接為當時蘇聯的政治服務，為當時蘇聯的政策作論證，體現了聯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終定位，即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和為現行政策論證。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的特殊的社會位置和歷史使命。

  其次，《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形成了以列寧、恩格斯的著作為主，以馬克思的著作為輔這一文獻格局。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文獻依據當然應以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的著作為主。可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文獻依據卻是引列寧的著作多於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於馬克思的著作，而集中體現馬克思哲學思想的著作，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卻很少被引證，甚至幾乎沒有被引證。這就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名曰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著作，卻很少引證，甚至幾乎沒有引證馬克思的重要哲學著作。正是這種奇怪的現象造成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特有的文獻格局，即列寧的著作多於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於馬克思的著作。後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主流教材、權威版本都維持了這一文獻格局。

  最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制定並鞏固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第一次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明確地把它分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兩個部分，明確地把「物質」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點範疇，分別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認識論、辯證法、歷史觀，從而建構了一個特色鮮明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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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米汀制定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二分結構」不僅「流傳下來了」，而且支配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半個世紀之久。無論是史達林去世後的批判史達林運動，還是赫魯雪夫下台後的批判赫魯雪夫運動；無論是1954—1955年對亞歷山大諾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康斯坦丁諾夫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還是後來出版的一批又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包括最具權威性的康斯坦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無論是20世紀50—80年代認識論派與本體論派的論爭，還是1965年、1977年兩次唯物辯證法討論，都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二分結構」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

  特殊的總體框架，即以「物質」為起點範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特殊的文獻格局，即引證的列寧、恩格斯的著作多於馬克思的著作；特殊的社會地位，即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和為現行政策作論證，構成了特色鮮明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這三個基本特徵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得到集中體現。因此，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出版，標誌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基本形成。

  1938年，史達林出版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該書開宗明義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它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了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27]以此為依據，《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先後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基本特徵」、「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唯物主義」。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首先描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基本特徵」，即把自然界看作「有聯繫的統一的整體」；「不斷運動和變化、不斷更新和發展的狀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出發點是自然界含有內在的矛盾，這種矛盾的鬥爭「就是發展過程的內容」。

  其次，描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即認為「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各種現象都是「運動著的物質的不同形態」；[28]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意識是物質的反映，「思維是發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質的產物，即人腦的產物」[29]；「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以認識」，「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知識，經過經驗和實踐檢驗過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可靠的知識」。[30]

  最後，描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生產理論的三個特點，即第一個特點是生產「始終處在變化和發展的狀態中」[31]；第二個特點是生產的變化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又反過來影響生產力，加速或延緩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過程「不是人們有意的、自覺的活動的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發生的」[32]。

  顯然，《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把列寧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同時，其總體框架又是以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為基礎的，以有所變化的形式肯定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其思維運行的邏輯是從唯物主義自然觀「推廣」應用出唯物主義歷史觀。

  問題在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聯繫又有本質區別：在自然界中，一切都處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中，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沒有利益紛爭和預期目的；在人類社會中，進行活動的人都具有自覺的意圖，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利益紛爭和預期目的。一次地震可以毀壞一座城市，可以毀滅眾多的人口；一場戰爭也可以毀壞一座城市，可以毀滅眾多的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後沒有利益紛爭，也不存在預期的目的，而戰爭的背後卻是階級、民族、國家的利益，存在著預期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33]。因此，從唯物主義自然觀並不能「推廣」應用出唯物主義歷史觀。愛爾維修早就「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面」[34]，得到的卻是唯心史觀。費爾巴哈也是這樣。「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35]

  更重要的是，《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混淆了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本質區別。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時，《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把「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這句話當作馬克思本人的話加以引用，並把它作為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實際上，這是一段明顯的誤引，即把馬克思對於霍布斯思想的複述看成是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馬克思所批評的觀點看成是馬克思本人所讚賞的觀點。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唯物主義發展到霍布斯那裡「變得敵視人了」[36]。這是因為，霍布斯認為「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人的一切情慾都是正在結束或正在開始的機械運動」，「人和自然都服從於同樣的規律。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因此，在霍布斯那裡，「感性」與人無關，「失去了它的鮮明的色彩而變成了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37]換言之，在機械唯物主義體系中，「抽象的感性」或「抽象的物質」成了一切變化的主體或基礎，而人不過是物質的一種表現形態。

  然而，史達林並沒有理解這些，所以，他把霍布斯的觀點當作馬克思本人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一誤引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史達林並沒有真正把握新唯物主義的本質特徵，沒有真正理解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本質區別，實際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義的邏輯解讀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在我看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簡單相加，並帶有濃厚的機械唯物主義色彩的自然觀，然後，又以這樣一種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推廣」應用出「歷史唯物主義」。

  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邏輯上說，歷史唯物主義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推廣」應用。馬克思在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之前，還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當他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時候，他同時就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者。換言之，歷史唯物主義創立之日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形成之時。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不存在一個獨立的、作為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也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具有應用性質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兩個主義，而是同一個主義，即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不同稱謂。

  可是，由於史達林在當時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特殊地位，由於當時蘇聯的體制，《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使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形態，甚至成為唯一形態，產生了極其廣泛、深入而持久的影響。史達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版，不僅鞏固並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體框架，而且標誌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最終確立，標誌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在蘇聯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立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