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語言是現實的意識

  人的意識活動是憑藉語言進行的。意識是語言的內容，而語言則是意識的載體。「『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裡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14]只有藉助語言，人們才能進行抽象概括，從而反映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正如列寧所說，「任何詞（言語）都已經是在概括」[15]；只有在語言的基礎上，人們才能依據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係，做出判斷，進行推理，形成理論體系。語言是思維本身的要素，是意識活動本身的要素。沒有語言，就沒有人的意識。「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16]。「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人們在語言中把自己的意識或思想固定下來，並把它作為觀念客體進行研究和反思，從而形成了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使人類的祖先越來越深入和廣泛地接觸到對象世界的屬性和關係，形成以大腦為中心，以感覺器官為門戶的統一的神經生理結構，這就為人攝取、加工、綜合各種信息，實現主體對客體的相符性反映奠定了自然前提。同時，勞動一開始就是社會性的活動，勞動越發展，人們越需要交往，由此產生了語言。交往的擴大和語言的發展作為兩個強大的推動力，使人的意識活動成為一種社會活動，使人的意識活動形成了不同於生物遺傳方式的社會遺傳方式。這種社會認識結構和社會遺傳方式是在人與對象的相互作用中，通過活動的「內化」逐步形成的。

  具體地說，人在運用工具實際改造對象的過程中，逐步使外部的實際動作方式發生向內部的觀念動作方式轉化，即內化，並使後者同前者保持一致。這就形成了人所特有的以邏輯形式固定和沉積下來的認識圖式。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語言使認識超出了個人體驗的狹隘範圍，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共同的表達方式；語言的運用使人們能夠在觀念中對客體進行加工和改造，從而使人對物質世界的觀念把握成為可能，即使人的意識發生成為可能。

  語言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相對獨立性，並對意識活動發生影響。尤其是隨著書面語言的發展，形成了波普爾所說的「客觀知識世界」，即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對象化、客觀化的知識世界。「客觀知識世界」的形成是人類文明得以保存、延續的根本保證。具體地說，人類的個體會死亡和消失，但個體所取得的意識成果則由於語言符號的記載而進入「客觀知識世界」，從而得以保存、延續和發展。這就使得個體認識的成果不會隨著個體的死亡而消失。

  無疑，世界在人的思想、語言之外存在。但是，人們只能通過語言去理解世界和表達對世界的理解，人們掌握語言的多與寡，直接影響和制約著他們對世界理解的廣度和深度。在這個意義上，語言的界限就是認識的界限。語言自始至終參與意識活動，語言符號是人們進行意識活動、表達認識成果、進行思維操作的感性工具。語言符號和意識活動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具有共同的來源，並在相互作用中共同發展，成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語言反映了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以至人與世界之間的矛盾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說，正確理解和把握語言是打開人與世界關係之門的鑰匙。

  正因為如此，分析哲學高度重視語言問題，並在哲學史上實現了「語言學轉向」。維根斯坦斷言：「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17]羅素指出：「邏輯是哲學的本質。」[18]從本質上看，「語言學轉向」所體現的就是現代西方哲學對人與世界聯結點或中介環節的尋求，顯示的是現代西方哲學對思想、語言和世界三者關係的總體理解。這種總體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在語言中表達對世界的理解，世界在人的語言中變成人的世界，所以，「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們只能談論「我的世界」。

  分析哲學的這一見解不無道理。人們關於世界的認識成果就積澱並表現在語言中，從語言出發去研究世界，實際上就是從對人的關係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但是，分析哲學畢竟走得太遠了，在它那裡，語言最終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從根本上顛倒了實踐與語言、意識與存在的關係。馬克思仿佛預見到這種「語言學轉向」，明確指出：「正像哲學家們把思維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一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19]

  「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20]從根本上說，語言結構是實踐結構在人腦中的內化與升華，是「現實生活的表現」和「現實世界的語言」。語言不是人與世界之間的根本聯結點，實踐才是人與世界關係的根本聯結點；不是語言決定實踐，而是實踐決定語言。只有從實踐出發，我們才能從根本上理解語言的形成、演化和發展，才能說明蘊涵在語言中的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的矛盾關係。

  從語言與思維方式的關係看，語言影響思維方式，使用不同語言體系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當然，語言不是思維方式的決定性因素，但語言的確影響思維方式。詞彙量的多少、語法的構造、句法的表示等，都以不同方式影響並制約著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語言中的概念、範疇和指稱的運用就是區分、整合和概括經驗的過程，語言中的概念、範疇、指稱排序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民族對人與世界關係理解的不同。這種不同及其差異通過語言的頻繁使用，又強化了意識結構的差異，從而使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認識圖式。

  

  從語言與符號的關係看，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符號形式。所謂符號，就是指表示事物以及事物之間關係的抽象標誌或標記，是一種關於對象的人工指稱物。例如，史前原始部族的圖騰標記，現代國家的國旗等，屬於象徵符號；古代社會烽火台上的烽火，現代社會電台發射的電波等，屬於信號符號；等等。語言是基本的符號形式，是其他各種類型符號形式的基礎。只有理解語言，我們才能理解其他各種類型的符號形式。

  符號化的認識方式是來源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認識方式。語言符號是一種意義符號，是各種抽象概念的物質載體，包括一系列的符號單元（符號元素），代表著客觀事物的各種規定、各種關係。運用語言符號可以把具有許多規定的客觀事物在思維中分解開來，以編碼的方式對這些代表一定信息內容的語言符號進行思維操作，進而通過對符號單元的組合來實現對客觀事物的反映。進一步說，人們根據符號的意義，按照一定的邏輯規則，對符號單元進行組合和再組合，建立起一種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符號系統，從而形成關於客觀事物的知識或理論體系。

  由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各種概念、範疇，是對事物共性的概括和抽象，它是人們進行邏輯思維的基本單元，就像人們運用數學上的科學符號抽象和推演出現實世界的數量關係一樣，人們運用語言符號進行邏輯推演，就會使認識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抽象規定上升到思維具體，從理論理性上升到實踐理性，從而揭示出人與世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