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界歷史中的東方社會及其歷史命運

  馬克思在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過程中，其最初的立足點無疑在西方社會。馬克思力圖通過解剖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歷史上最發達和最複雜的社會組織，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馬克思並不是一個「西方中心論」者，其研究視野沒有局限於西方社會。「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認識社會同樣如此，通過資本主義社會「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而且「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31]所以，19世紀50年代，當馬克思完成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創立了世界歷史理論後，便把研究視野轉向東方社會，開始剖析東方社會的社會結構，探討東方社會的未來發展道路，並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東方社會理論。

  在一般意義上，東方社會有兩層含義：一是地理概念，指處於地球東半球的亞洲國家和傳統的斯拉夫國家；二是經濟政治概念，指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或國家，以同處於資本主義階段的西方國家對應。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是從經濟、政治的角度界定東方社會的。由於東方社會土地公有制的典型是在亞洲的印度和中國，所以，馬克思又稱東方社會為「亞洲式」、「亞細亞式」的社會，並認為中國是東方社會的「活的化石」，體現著「一切東方運動的共同特徵」[32]。由於俄國在地理上向歐洲伸展，其斯拉夫文化又具有歐洲淵源，所以，馬克思有時稱俄國為「半東方」、「半亞細亞」國家，但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經濟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俄國，一般將俄國歸為東方社會，認為俄國在經濟政治發展階段上屬於東方國家。因此，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東方社會」時，大都以中國、印度、俄國為藍本。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首次提出「亞洲式的社會」的概念，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又明確提出「東方社會」這一概念。與資產階級東方學不同，馬克思在研究東方社會時，首先著力於東方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經濟結構、國家政權形式的研究。

  在經濟結構方面，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馬克思在給恩格斯信中明確指出，「東方……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33]。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回信中也明確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34]。問題在於，東方社會為什麼沒有達到土地私有制？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其中有兩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東方社會的地理環境所致。由於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直到亞洲高原，促成東方社會農村生產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人工灌溉。在當時，這一任務個人、村社是無法完成的，只能由國家來完成。

  第二個原因是東方社會的文明程度，包括生產、交往水平過於落後所致。「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義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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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如此，歷史越是往前追溯，地理環境對生產方式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就越大，古代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同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就存在某種聯繫。所以，馬克思提出，要研究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並明確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東方社會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文明發展程度過於落後造成其「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國家成為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在這種所有制形式中，土地通過公社定期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不得轉借、出讓、買賣或傳給家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36]，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在社會組織方面，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以農村公社為社會細胞。在東方社會，農村公社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這種農村公社是「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其特點就在於，生產僅限於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從而成為阻礙東方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古代東方的城市，只是王公貴族的政治營壘和經濟結構上的贅疣，不像古代西方那樣是經濟和工商業中心，所以，東方社會的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因而無力從根本上瓦解農村公社。農村公社在東方社會的歷史命運不同於西方社會，它不僅長期保存在「從印度到俄國」等東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成為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

  在社會政治關係方面，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普遍形成了國君至上的專制主義政體。與西方社會不同，在東方社會，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生產者相對立，地租和賦稅合為一體，國家因此成為「最高的地主」，「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37]農村公社不過是「世襲的占有者」，土地通過公社定期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東方社會的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決定了其政治形式只能是以王權為中心的專制主義。恩格斯明確指出，「東方的專制制度是基於公有制」[38]。這就是說，東方社會的土地公有與農村公社的占有並不矛盾，相反，二者相輔相成；其經濟結構上的土地公有制與政治關係上的專制主義也不矛盾，相反，前者構成了後者的基礎。這是其一。

  其二，農村公社構成了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作為一種地域性的社會組織，農村公社打破了原有的血緣組織，人們因土地的共同占有、使用聯合起來；同時，農村公社「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社會由此「分解為許多模樣相同而互不聯繫的原子」。在這種形式的經濟聯合中產生了規模龐大的管理社會公共工程的需求，東方社會的國家正是適應這種需求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印度人也像所有東方人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藉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39]而農村公社的孤立性、分散性，使得公社成員思想保守、力量分散，從而使統治者無所顧忌地實行專制統治，「總是把集權的專制制度矗立在公社上面」。「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40]

  可以看出，東方專制制度的產生與私有制沒有直接的聯繫。這既是東方社會的特徵之一，又是國家起源的另一條途徑。在東方社會，國家在全社會範圍內管理農村公社，組織農村公社從事跨村社的大規模的社會公共工程，國家的政治統治以執行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這種政治統治只有執行了社會職能才能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高居於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41]。換言之，執行社會職能以維持政治上的專制主義，這是東方專制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研究東方社會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東方社會的停滯性」這一命題，甚至認為中國像一個「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馬克思所說的東方社會的「停滯性」，主要是指東方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而暫時捨棄了浮在經濟結構表層之上的政治、文化的變遷，乃至生產力水平某種程度的提高。換言之，馬克思強調的是東方社會經濟結構的「穩定性」。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導致東方社會經濟結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停滯性的直接原因，是東方社會內部農業和手工業的牢固結合，即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42]

  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在於肯定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東方社會停滯的直接原因，而是在於東方社會的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何以如此長期地存在下來。本來，在所有的農業民族中，農業生產都要以手工業生產作為輔助性的行業，以滿足農業生產以及日常生活的需求。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一切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自然經濟的瓦解，取決於為交換目的而進行的生產，即商品生產的發展。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商品生產早在奴隸制時代就已經開始，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只有在西歐才最後完成，在東方社會則始終處於萌芽狀態。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當然有民族內部的分工問題。馬克思認為：「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43]

  同時，馬克思又高度重視民族之間的外部交換對改變自然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公社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44]因此，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工是從外部交換開始的，即從那些最初表現為以自然差異為基礎的不同共同體之間的交換開始的，而共同體內部的分工則以外部交換的發展為前提，正如馬克思所說，「這個分離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換商品」[45]。這就是說，如果缺少外部交換作為推動力，一個社會內部就不可能改變原有的自給自足狀態。在馬克思看來，東方社會所缺乏的正是這種外部交換，東方社會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之所以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就在於東方社會的不同共同體之間缺乏相互之間的「外部交換」、「外部交往」。

  東方社會之所以缺少「外部交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在東方社會產生了凌駕於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最高的統一體」或「唯一的所有者」。如前所述，東方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把經濟活動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交給政府統一管理，這一特徵在所有制上的反映便是國家成為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實際的公社卻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在東方社會，國家組織公共工程的統一行動與農村公社的孤立性、消極性形成一種對立統一關係。國家組織公共工程並不是為了消除農村公社的孤立性和消極性，而是維持和強化了農村公社的這兩大特徵；同時，國家的興衰又取決於能否組織好農村公社經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以及公社「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己成為一個小天地」。這是解釋東方社會停滯性的「兩種相互促進的情況」。

  由於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屬於國家這個「最高的統一體」，所以，國家作為「地主」藉以掠奪剩餘產品的產品地租形式，成為導致東方社會停滯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由於產品地租形式必須同一定種類的產品和生產本身相聯繫，由於對這種形式來說農業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必不可少，由於產品地租是直接生產者被強制地、無償地向土地所有者——國家提供的全部勞動，「因此，剩餘產品……不言而喻地屬於這個最高的統一體」[46]，在直接生產者手中就根本沒有可供交換的剩餘產品。馬克思十分精闢地指出了產品地租形式對東方社會「停滯性」所起的作用：「產品地租所達到的程度可以嚴重威脅勞動條件的再生產，生產資料本身的再生產，使生產的擴大或多或少成為不可能，並且迫使直接生產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維持生存的生活資料。」[47]

  總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及它的產品地租形式「完全適合於為靜止的社會狀態提供基礎，如像我們在亞洲看到的那樣」[48]。東方社會這種「穩定性」、「停滯性」在歷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頑固。但是，這一人類歷史的「活化石」隨著西方資產階級的入侵以及各民族進入世界歷史的時代，開始面臨著不同的歷史命運。

  首先，印度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獵獲物」，農村公社死於西方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印度社會由此處於一種新的停滯之中。

  其次，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顯示出極強的「頑固性」。馬克思非常關注古老的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所表現的「穩定性」及其原因，明確指出：除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49]。中國畢竟不同於印度，它並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英國的大炮一方面「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另一方面促使中國人「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一方面使「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另一方面，中國的革命將顯示出「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50]

  再次，俄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馬克思設想的東方社會的第三種命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俄國的農村公社既不像印度的農村公社那樣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獵獲物」，也不像中國那樣由於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強烈衝擊而改變了自己的原有的存在形態；同時，又不像西歐的農村公社那樣，其內部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制因素」。俄國農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與資本主義的同時代性，使其有可能在特定的國際環境中跨越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晚年提出的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