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及其方法論意義

  馬克思晚年關於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是其東方社會理論中的華彩篇章。如果說「停滯」論關注的是東方社會的特徵的話，那麼「跨越」論關注的則是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為了說明俄國未來的發展道路，馬克思從三個方面分析了俄國所處的歷史條件。

  從內部條件看，俄國農村公社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關係，使公社基礎穩固，同時，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使個人獲得發展。」[51]這種二重性是俄國農村公社的強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土地公有制構成了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的基礎；同時，俄國的歷史傳統與民族的心理結構說明，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這便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過渡到集體經濟。

  從外部條件看，俄國並不是脫離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與西方資本主義處於同時代，因而必然要和西方資本主義發生聯繫。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來的唯一的國家，同時，這種公社占有制恰好又生存在現代的歷史環境中，和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聯繫在一起。處於世界歷史行列中的俄國可以藉助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就，為未來的社會主義提供物質條件。

  從可能與現實的關係看，特殊的歷史條件只是為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提供了可能，要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還需要一個重要條件，即進行社會革命。馬克思當時提出需要兩種革命：一種是俄國革命，因為當時俄國農村公社已經受到沙皇政府的破壞，處於瓦解過程之中，所以「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52]；另一種是西歐的革命，「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53]。

  對俄國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進行綜合分析，這是馬克思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前提。

  

  但是，我們應當明白，馬克思對俄國避免資本主義前途的設想，只是揭示了一種歷史的可能趨向，因為俄國當時既有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可能性，同樣也存在著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或者是私有原則在公社中戰勝集體原則，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54]。實際上，馬克思的「跨越」論只是一種假設，而不是一個肯定的科學結論；它只是指俄國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能夠跨越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而不是說所有東方國家都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它只是提出問題，而不是最後解決了問題。如果就事說事，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的意義的確是非常有限的，因為俄國最終沒有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而是在資本主義不甚發達的歷史階段走上了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馬克思關於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意義並不在於這一設想本身，而是在於這一設想為我們提供了研究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科學方法論，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辯證法。

  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是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在不同民族或國家那裡具有不同的性質、結構和運行機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世界性是指，隨著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場的開拓以及世界歷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國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便越出民族的狹隘地域，在世界歷史的背景中進行全面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整體運動。

  歷史越往前追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和信息傳遞的困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狹隘地域內「單另進行」的，其顯著特點是，每一種生產方式的形成在各個民族那裡都必須「從頭開始」。馬克思指出：「當交往只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另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於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是獨立進行的。」[55]

  在民族之間的交往有了一定發展的條件下，原來「獨立進行」的各民族的生產方式之間便會產生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關係。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羅馬帝國之後，被征服民族的較高生產力與征服者原來的生產關係產生交互作用，結果使日耳曼民族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於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56]這裡，已經顯露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世界性」的萌芽。

  隨著生產力和交往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世界市場」、「生產的國際關係」的形成，「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57]。於是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被消除，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由此，世界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隨著世界歷史的形成，原來「單另進行」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進入了世界「運動場」，具有了世界性，即進入全面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和相互作用的歷史階段。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世界性以民族性為基礎，但又不是民族性的簡單疊加。作為一種整合質，這種世界性反過來又影響、作用於民族性，並使民族性在某種程度上發生「變形」。在世界歷史的這種整體運動中，某些較落後國家內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狀態，並有可能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馬克思指出，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但對於某一國家內衝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於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正是在這種「類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發達國家的「歷史啟示」下，東方一些較落後國家能夠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認為，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

  馬克思正是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辯證法為方法論，從當時俄國農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國資本主義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以及俄國和「現代世界的特殊聯結方式」這個現實出發，提出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因此，馬克思關於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意義，就在於為我們正確理解落後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

  當馬克思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辯證法來研究東方國家的歷史命運和未來發展時，體現的是歷史尺度。但是，馬克思並沒有由此否定價值尺度、倫理原則，而是把價值尺度、倫理原則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使之不再是空洞的抽象原則。為此，馬克思提出了兩個休戚相關的觀點，即「從歷史觀點來看」和「從純粹人的感情上來說」。這實際上就是歷史觀與價值觀、歷史尺度與倫理原則的統一。

  從倫理原則，即「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58]。馬克思懷著極大的義憤，痛斥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海盜式的掠奪行為，並揭露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掠奪本性、野蠻本性和極端虛偽性：在「亞洲式的專制」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更為可怕的「歐洲式的專制」，使東方社會的「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窮困與屈辱」，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這種災難同東方社會過去的災難相比，在本質上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停留在這種「道德憤怒」和倫理原則上。在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中，倫理原則以及人道主義的價值尺度並不是所謂的人的自我實現的要求，而是與經濟條件、歷史尺度密切相關，並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所以，在提出「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的同時，馬克思又提出「從歷史觀點來看」東方社會以及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的入侵，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此時「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59]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同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相比，東方社會無疑是落後而陳腐的制度，「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西方資產階級是在「極卑鄙的利益驅使」下入侵東方社會的，它在主觀上絕不是要使東方社會資本主義化，而是要使東方社會殖民化，但在殖民化的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又建立了「新式工業」，打破了東方社會的自然經濟結構，在客觀上造就了有利於東方社會發展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的條件。這就是說，東方社會以其慘痛的代價換取了某種社會進步。正是從歷史的觀點出發，東方社會的「崩潰」沒有使馬克思感到惋惜；對古老帝國的「死去」，馬克思的態度是極為冷峻的。

  在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的衝突中，東方社會「維護道德原則」，西方社會「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以便「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結果卻是東方社會的「崩潰」、古老的帝國「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歷史尺度與倫理原則在這裡處於離奇的對立和衝突之中，社會進步以道德淪喪、民族災難為代價。「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60]馬克思借用「悲劇」這種戲劇樣式，顯示了東方社會在與西方社會進行「殊死的決鬥」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失敗，從而說明倫理原則必須以歷史尺度為基礎。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61]但馬克思同時認為，這「雙重的使命」都不是自覺的，因為西方資產階級主觀上是要使東方社會成為西方社會的殖民地，這就使東方社會失掉了舊世界但又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西方資產階級在東方社會所實行的一切，既不會給東方人民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62]。「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就是所有制問題，而「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63]。所以，馬克思希望東方社會「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並且認為，「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