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德理想與人文意識

  現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的旨趣、重心及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在於其道德理想的超越和人文意識的充實。

  何謂道德的理想或曰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疏解道：「理想」的原意根於「道德的心」。「道德的心」，淺顯地說，是一種道德感；經典地說，是一種生動活潑怵惕惻隱的仁心。一切言論行動，無論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如要成為有價值的或具有理想意義的，皆必須根據「原意」的理想而實踐。道德的理想主義，「即孟子之文化生命與德慧生命所印證之『怵惕惻隱之仁』是也」。「由吾人當下返歸於己之主體以親證此怵惕惻隱之仁，此即為價值之根源，亦即理想之根源。直就此意而曰『道德的理想主義』。」[143]據此，牟宗三指出，儒家心性之學和個人道德主體，是人的價值意識的來源和依據。能提升價值意識，方能講文化意識與歷史意識，可見，牟宗三是將人類精神的源頭和價值領域、文化生命的開拓及其判斷尺度，歸結於儒家仁學的認同和體悟，這正是其具有偏執情緒的文化情結的顯露。

  依據上述價值原則，牟宗三認定，以怵惕惻隱之心為基礎的「道德的實踐」與「道德的理想主義」，集中體現在儒家文化系統之中。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惡惡去惡、好善為善、人禽之辨等思想傳統，皆根源於儒家不忍人之心，即所謂仁心。惡的最根本意義就是人心陷於物慾之中，「順軀殼起念」（王陽明語），只憑生理本能生活。人的心思如順此誘惑發展下去，則「無窮的罪惡皆從此出，一切皆不能說有價值，有理想」。因此，人只有順著孔孟儒家所引導的反求諸己的道德的心路邁進，克服一切「順軀殼起念」的慾念，才有理想價值可言，才能克服陷溺。「依此而言，唯由道德的實踐之怵惕惻隱之心處，始能說理想主義。」[144]這是就惡惡去惡方面而言。就好善為善方面而言，則善的根本意義在於從陷溺中超拔出來，而歸於那個怵惕惻隱之心本身。善的根源在於人的內心，而不在心之外的任何事物。儒家文化的這種功能，牟宗三認為絕非基督教、佛教以及道家、法家思想所能比擬，所能替代的。因此，他宣稱：「我以為在傳統的一切思想學術中，只有儒家的文化系統可以作為我們社會實踐的指導原則。」[145]

  平心而論，現代新儒家雖然是自覺地用儒家心性之學籠罩自己的精神世界，但在現代文明的撞擊下，他們的文化視野較之其前輩要廣闊得多，因而在構建其理論時，要相對實際一些。這方面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他們對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實踐的充實和改鑄。

  牟宗三指出，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實踐，其現代意義主要有兩點：民主的與社會的；國家的與文化的。他強調，這是為了「表示充實以往（理想主義的實踐）的規模而為進一步的實踐」[146]。他承認，儒家以往的道德的理想主義，沒有民主政治，沒有正面接觸和處理社會問題；儒家以往的政治社會實踐，是治國安民愛民，還未進到使民成為「公民」的地步。而發源於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人類一大進步」，「民主政治也適宜於我們」。「無論我們運用的方式及所做到的程度如何，然民主政治的切實的內容，如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之自由，及其依憲法而施行的制度基礎（此制度基礎保障那些自由），卻為普遍而永久的真理。這個真理，在儒家的理想主義之實踐之上，必然要肯定。他若不肯定這個政治制度，則人的尊嚴、價值的實現，即不能保存。」[147]在牟宗三看來，只要維護儒家文化系統，發揚其先驗的仁心，再嫁接上西方民主政治，便可回應時代的挑戰，牟宗三在這裡迴避了兩個重大問題：（1）既然以往儒家的道德理想中不存在民主政治，何以今天又「必然要肯定」民主政治？（2）生長於自然經濟、宗法社會中的儒家思想文化，何以能夠與奠基於近代大機器工業生產力之上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相融合？怎樣融合？我們從現代新儒家其他人物的論著中，並未看到令人信服的回答。實際上，牟宗三隻是用儒家所謂道德理想價值的先驗設定來包容以致消解現代民主政治，意圖改變給予人們的死守舊道的形象而已。至於牟宗三企望通過其理論構建，排拒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則是不言而喻的了。

  對於社會主義問題，牟宗三坦然承認，以往的儒家雖然主張治民安民愛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重農抑商等，但畢竟教化意味重，並沒有正面地當做一個社會問題來處理。但當今局勢的發展，使人們不能不正面地接觸社會主義問題。但當今局勢的發展，使人們不能不正面地接觸社會主義問題。牟宗三這個觀點，應該說是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他同時卻又辯護道：儒家以往於此的用心雖然是消極的，「但不能不說它在本質上是肯定社會主義的。……聖賢用心，『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豈有不承認社會主義之理想的」[148]？牟宗三這個辯解，只是一種主觀的邏輯推導，缺乏事實根據。更重要的是，他所承認、肯定的社會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是一種革命運動，它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群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領域中的地位和權利問題。牟宗三所講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聖君賢人從不忍人之心發出的不忍人之政（仁政），是支離破碎的統治措施，是一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貶低、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對傳統儒學作的「損益」。因此，他的社會主義是不科學的，是違背現代文明發展道路的。

  在堅持儒家文化系統為指導原則的思路下，牟宗三認定，道德理想主義的實踐，不僅應是民主的與社會的，而且應是國家的與文化的。只有如此，才能透露其價值性與理想性。他認為，人的文化不能離開現實。而所謂現實即是民族的現實生活，因而文化不能離開民族國家。道德的理想主義之所以使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想成而非相反，並使兩者與國家主義相成而非相反，關鍵即在於它是「文化的」。牟宗三的這個思路，肯定了道德理想與民族國家的一致性，使道德理想有所寄託；肯定了道德理想的實踐與文化之間的相容性，充實了文化的內涵，提示了實踐和理性精神。但他所主張的國家主義，是自外於馬克思主義和人民大眾的國家主義；他所推崇的文化，是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本的文化，這就大大限制了他道德理想實踐的範圍，降低了其價值。

  牟宗三作出上述論斷的重要思想資源，是他的人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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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認為，道德的理想主義必然包含人文主義之完成。人文即表示人之道德實踐，屬於價值化的活動。講人文主義的目的，「不外是把文化意識提高。……文化意識之提高，即是反物化。這是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之一」。人文主義的另一基本精神，是「提醒理智主義的僵化」。他認為「價值觀念之開發是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徵」[149]。據此觀念，牟宗三提出，人文主義系統內，包含三個部門：

  （1）重視道德宗教的學問，並依此建立日常生活的常規。承認有比科學知識更高的、更具綱領性的聖賢學問之存在。這方面的開發與承續，可稱為「道統之不斷」。

  （2）視民主政治為生命中的真實理想，疏導出其基本精神與價值，促其實現，並分析中國文化生命里何以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西方文化生命里卻發展出了民主政治，這方面的開發與承續可稱為「政統之不斷」。

  （3）了解科學知識的基本精神與特性，分析出何以中國文化生命里不出現邏輯、數學和科學，西方文化生命里何以會出現。這方面的成立與繼續，可稱為「學統之不斷」。

  據此考察，牟宗三認為，儒家學術在「外王」方面有缺失。這缺失便是「五倫對於近代化的國家政治法律之成立是不夠的」。現代民主主張政權在民，人民可以依據制度（憲法）來限制、更替他們的元首。依據憲法產生的元首，有時他可以專權，但他不可能專位。中國君主專制政體綿延兩千年之久，表明君是一個超越的無限體，而民則是被動的、不自覺的「羲皇上人」。君民兩端，民一端不起來，君一端即不能被政治法律形態的制度所限制。這兩端間的真正客觀的政治不能建立，則以士大夫組成的宰相系統，掌握治權者，即不能真正的客觀化。牟宗三由此強調指出：「這點是了解中國文化發展、儒家學術發展的大關節。以前的儒者、思想家每至此而無窮。須知光以道德教化的形態來限制皇帝是不夠的，光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一層，對於君民之間真正的客觀的政治關係之建立是不夠的。這即表示以前儒者所講的外王是不夠的，有推進一步的必要。」[150]因此，牟宗三強調，現時人文主義的含義之一是民主政治，以此可充實儒家內聖外王之道。

  不難看出，牟宗三關於人文主義的思想，是對傳統儒家人文主義的一個發展。這主要表現於他將人文主義看做一個多元文化因素的系統，將道德宗教、民主政治和科學知識看做該系統不可或缺的內容，這就給古典文化注入了現代意識，增強了其生命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力主建立一個客觀化、制度化的政治法律系統，以限制居住專位及專權，這就不僅比傳統儒家更為開明，且比他自己關於道德理想的議論更為實際，更有價值。當然，牟宗三的人文主義思想，自有其缺陷，這點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