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國時代」與「悲情呼聲」

  現代新儒家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仰慕並躬行宋明心性之學，以恢復儒家道統為己任。因此，他們以一種頹喪的心情看待五四運動以來的時代，稱其為「戰國時代」。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義》一書中認為，孔子之後的戰國時代，「時代精神日趨墮落」[135]，而「戰國時代猶今日之時代也」[136]。他所謂今日之時代，即指五四至80年代。他在1988年年底於香港舉行的「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上的主題演講，也佐證了他對時代問題的看法未變。簡言之，牟宗三認為，今日之時代是「一個沒落的時代，一個從根本上出問題的時代」，是「一個歪曲的時代」[137]。

  牟宗三認為，這個弊端叢生的時代，就世界範圍而言，主要表現為近代以來人文主義之沉落。他說，自19世紀後半期以來，宗教在文化理想時代精神方面的鼓舞作用日漸消沉，只成為婆婆媽媽的生活習慣。啟蒙思想以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權運動，已開花結果而成為現實的民主政治制度。由此，其鼓舞時代精神、指導文化理想的作用已停止並消失。人們只注意了科學成就，而忽視了道德精神文化理想的價值和指導作用，導致人心沉溺於物慾的可悲境地。

  依牟宗三看來，這種人心沉溺於物慾的時代，是「上帝」歸寂的時代，從科學方面說，便是愛因斯坦的時代。「愛因斯坦時代的基本精神是『事法界』的認識，不是『理法界』的認識。」[138]換言之，愛因斯坦時代的基本精神，是對事欲的現象世界的認識，而不是對真理性的本體世界的認識。牟宗三這裡借用佛教華嚴宗「四法界」說的「理法界」「事法界」概念，對近代科學作價值判斷，反映了現代新儒家重形上追求的思想特徵。

  牟宗三認為，「時代精神日趨墮落」的「戰國時代」，其在中國的表現，是「物量」精神的泛濫。他對五四以來的社會風氣深惡痛絕，質問道：「試問五四運動以來，吾民族的社會風氣是不是一個放縱恣肆墮落茫然的物量精神？」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謂物量精神，依牟宗三解釋，即是把一切看成物而儘量利用之，而看不到理性生命、精神生命。他指斥道：「放縱恣肆的物量精神，沒有理想，沒有文化意識，只是現實、功利、個人、自私的虛無主義、理智主義。」[139]

  在牟宗三看來，之所以時風頹敗、時代墮落，主要原因在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唯科學主義的泛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知識分子階層的心浮氣躁，一心做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綜合而言，牟宗三認為，時代問題是一個文化問題。他大聲疾呼：「我們不能不承認今日中國問題，乃是世界的問題，其最內在的本質是一個文化問題，是文化生命之鬱結，是文化理想之背馳。」[140]「今日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之總癥結是在文化理想之衝突，可以說整個是一文化問題。」[141]因此，人人應該對時代精神有所反省，有所覺醒。這種覺醒，便是所謂「人的呼喚」。「人的呼喚就是人對於上帝的呼喚，也就是對於人自己的呼喚。這是一種悲情的呼聲。這種悲情是一種對於時代的悲情。」[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