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春秋董氏學》的內容和主題
2024-08-14 17:42:38
作者: 李宗桂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主體內容,毫無疑問是闡發董仲舒《公羊春秋》思想。我們透過該書《自序》和各卷卷首的導言及正文相關內容,可以窺見一斑。
在《自序》中,康有為直截了當地說:「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經》。」「《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唯《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82]康有為還說:(董仲舒)「明於《春秋》,為群儒宗也。……若微董生,安從復窺孔子之大道哉!」[83]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達的微言大義,連孟荀這樣的大賢人,都沒有把握,而「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為之也」。因此,應當「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84]。康有為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統一於《春秋》,《春秋》要義在《公羊》,《公羊》之傳在董仲舒,因此,把握董仲舒的《公羊》學,就可通《春秋》達《六經》而得孔子之道,明白素王改制之義。應該說,這篇《自序》所反映的思想,是該書的總綱。在總綱的引導下,其後各卷各自從不同層面進行闡發。
在卷一《春秋旨》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所重在義,不在文與事也。」「《春秋》言微,與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不可得而知也。今師說之傳,只有董何二家。……今專繹董子之說,以求《春秋》之義。」[85]這部分是說,《春秋》重義,而此義又是口耳相傳,得其要義者,只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專門繹出董仲舒的公羊學說,演繹其義,以尋求《春秋》的真髓。康有為的用心,顯然在於不受經典文句的拘束,給自己提供一個自由解釋的開放性空間。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親德親親、敬賢重民、常變、合群、《春秋》總義等問題。
在卷二《春秋例》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學習《春秋》的人,如果不懂得「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內外、詳略、無通辭而從變等精神,「則《春秋》等於斷爛朝報,不可讀也」。而「言《春秋》以董子為宗,則學《春秋》例亦以董子為宗。董子之於《春秋》例,亦如歐幾里得於幾何也」[86]。這是說,體現《春秋》大義的事例(範例),必須通過公羊學宗師董仲舒的思想,才能真正領會。為了樹立董仲舒的宗師形象,確立其公羊學地位,康有為甚至把董仲舒比做幾何方面的歐幾里得,真是把董仲舒推尊到了極點。這種做法的用心,當然是在於宣傳自己的公羊學思想,為變法改制提供理論論證。在正文中,康有為對五始、緣魯以言王義、三世、內外、貴賤、屈伸詳略、常變、《春秋》無通辭、詭名詭實避文(《春秋》重義而不重經文)等層面的問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
在卷三《春秋禮》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為改制之書,……而禮尤其改制之著者」。「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董子,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後王而致太平。」董仲舒的禮學,「為《春秋》之大宗,今學之正傳」。因此,康有為採摘《春秋繁露》關於禮的論說,「以備欲通孔子之禮者考焉」[87]。這裡是進一步強調《春秋》的要義是改制,而禮是改制的重點。怎樣改,改什麼,可以董仲舒的見解為依據,進而通達孔子之禮。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康有為分別以改元、授時、三正、爵國、度制、田賦、宮室(及明堂)、樂律、學校、選舉、封禪、宗廟、刑罰為細目,摘編了《春秋繁露》關於禮的內容,並肯定了其中的價值。
在卷四《春秋口說》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春秋》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董子為《春秋》宗,所發新王改制之非常異義,及諸微言大義,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聖,猶未傳之,而董子乃知之」。「公羊家早出於戰國,猶有避諱,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盡發之。」因此,他「擇錄董子之傳口說者,以著微言之不絕焉」。這是強調《春秋》之義在口說,董仲舒盡得口說之真傳,因而必須認真學習並倚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說,這其實也是康有為從新的角度肯定自己變法改制主張的歷史合理性。在這卷中,康有為的按語特別多,重點在於通過對別的文獻的比對,論說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不見於經典的部分,是得孔子口說之真傳。他對於《春秋繁露》中「出《公羊》外」的內容,特別注意論證其依據所在。不是「與《梁》同」「與漢儒同」「與劉向同」,就是「與何注同」,甚至是「與何注同,經、傳無義,知為口說」。
在卷五《〈春秋〉改制》的導言中,康有為痛批劉歆作偽,對經典濫施刀斧,導致「微言盡滅」。他還批評朱熹不懂改制之義,因而覺得「《春秋》不可解」。他強調,「《春秋》專為改制而作,……董子之說發明此義」。這是明確從改制的角度解說《春秋》,並強調董仲舒公羊學的意義。在康有為看來,《春秋》改制,其要義在於孔子是代天發意,君主是受命而王,《春秋》應天做新王,故而王魯親周故宋,文質互嬗(「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王者改制須通三統之義、行三統之制。說來說去,都是為了應天改制。
在卷六《〈春秋〉微言大義》的導言中,康有為指出,有人困惑於孔子及其七十(賢人)弟子去世後,微言絕,大義乖,其實是不對的,微言大義傳給了弟子和後學。弟子後學成千上萬,「傳其口說,誦其大義」,使其廣泛流傳。到了漢初,仍有老師教授傳播,而「薈萃其全者,莫如《春秋》家,明於《春秋》者,莫如董子」[88]。董子學說裡面,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統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本混茫」。因此,孔子微言大義的本源次第,「籍是可窺見之」。而董仲舒之所以能夠精於《春秋》,原因在於「孔子口口相傳」。這種口口相傳,就是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寄託。本卷分為上、下兩部,內容多,篇幅長,充分顯示出康有為對抉發微言大義的高度重視。他從功用主義立場出發,歸納了元、陰陽、陰陽五行、氣化、天地人、天、本天、法天、事天、畏天、知天、人為天類、命、天命、性、性善、因性、性情、仁、仁愛、《六經》重仁、仁義、義、義利、智、仁智、禮、正、中和、名分、統、綱統、三綱、忠孝、男女、君、君臣、王道、君道、養生、夷狄等《春秋繁露》中的思想,借題發揮,闡釋了自己的公羊學思想。
在卷七《傳經表》的導言中,康有為又有新的闡發。他認為,後世之所以道術不明,統緒不著,都是韓愈粗疏滅裂之罪導致的。韓愈罪行的重要表現,是把儒家道統的開展,看成孟子之後不得傳,從而把集孔門微言大義之大成的董仲舒排斥在外!康有為指斥這是「何其妄也」!康有為引用歷史事實,說明董仲舒的偉大:「劉向以為伊呂無以加,《論衡》所謂孔子之文傳於仲舒,《春秋緯》謂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於天,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朱子極推其醇粹,而韓愈乃不知之,而敢斷然謂孟子死後而不傳。」他總結說:「孔子之大道在《春秋》,兩漢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議,皆以《公羊》為法,至今律猶從之。」[89]朱熹是元明以來的教主,相對而言,「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議,皆出於董子,蓋董子為教主也。二子(指董仲舒和朱熹——引者注)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90]整個「傳經表」,其立足點和旨趣,是光大董仲舒為宗師的公羊學派。
從上述基本內容可以看出,康有為這部《春秋董氏學》的價值主題,是要樹孔子為總教主,樹董仲舒為儒宗(同時也是階段性教主——兩漢教主),認《公羊春秋》為《聖經》,定托古(孔)改制為正宗教義,凸顯董仲舒公羊學的價值,從而為自己的變法維新(改制)主張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