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春秋董氏學》的內容和主題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主體內容，毫無疑問是闡發董仲舒《公羊春秋》思想。我們透過該書《自序》和各卷卷首的導言及正文相關內容，可以窺見一斑。

  在《自序》中，康有為直截了當地說：「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經》。」「《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唯《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82]康有為還說：（董仲舒）「明於《春秋》，為群儒宗也。……若微董生，安從復窺孔子之大道哉！」[83]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達的微言大義，連孟荀這樣的大賢人，都沒有把握，而「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為之也」。因此，應當「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84]。康有為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統一於《春秋》，《春秋》要義在《公羊》，《公羊》之傳在董仲舒，因此，把握董仲舒的《公羊》學，就可通《春秋》達《六經》而得孔子之道，明白素王改制之義。應該說，這篇《自序》所反映的思想，是該書的總綱。在總綱的引導下，其後各卷各自從不同層面進行闡發。

  在卷一《春秋旨》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所重在義，不在文與事也。」「《春秋》言微，與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不可得而知也。今師說之傳，只有董何二家。……今專繹董子之說，以求《春秋》之義。」[85]這部分是說，《春秋》重義，而此義又是口耳相傳，得其要義者，只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專門繹出董仲舒的公羊學說，演繹其義，以尋求《春秋》的真髓。康有為的用心，顯然在於不受經典文句的拘束，給自己提供一個自由解釋的開放性空間。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親德親親、敬賢重民、常變、合群、《春秋》總義等問題。

  在卷二《春秋例》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學習《春秋》的人，如果不懂得「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內外、詳略、無通辭而從變等精神，「則《春秋》等於斷爛朝報，不可讀也」。而「言《春秋》以董子為宗，則學《春秋》例亦以董子為宗。董子之於《春秋》例，亦如歐幾里得於幾何也」[86]。這是說，體現《春秋》大義的事例（範例），必須通過公羊學宗師董仲舒的思想，才能真正領會。為了樹立董仲舒的宗師形象，確立其公羊學地位，康有為甚至把董仲舒比做幾何方面的歐幾里得，真是把董仲舒推尊到了極點。這種做法的用心，當然是在於宣傳自己的公羊學思想，為變法改制提供理論論證。在正文中，康有為對五始、緣魯以言王義、三世、內外、貴賤、屈伸詳略、常變、《春秋》無通辭、詭名詭實避文（《春秋》重義而不重經文）等層面的問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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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卷三《春秋禮》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為改制之書，……而禮尤其改制之著者」。「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董子，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後王而致太平。」董仲舒的禮學，「為《春秋》之大宗，今學之正傳」。因此，康有為採摘《春秋繁露》關於禮的論說，「以備欲通孔子之禮者考焉」[87]。這裡是進一步強調《春秋》的要義是改制，而禮是改制的重點。怎樣改，改什麼，可以董仲舒的見解為依據，進而通達孔子之禮。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康有為分別以改元、授時、三正、爵國、度制、田賦、宮室（及明堂）、樂律、學校、選舉、封禪、宗廟、刑罰為細目，摘編了《春秋繁露》關於禮的內容，並肯定了其中的價值。

  在卷四《春秋口說》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春秋》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董子為《春秋》宗，所發新王改制之非常異義，及諸微言大義，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聖，猶未傳之，而董子乃知之」。「公羊家早出於戰國，猶有避諱，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盡發之。」因此，他「擇錄董子之傳口說者，以著微言之不絕焉」。這是強調《春秋》之義在口說，董仲舒盡得口說之真傳，因而必須認真學習並倚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說，這其實也是康有為從新的角度肯定自己變法改制主張的歷史合理性。在這卷中，康有為的按語特別多，重點在於通過對別的文獻的比對，論說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不見於經典的部分，是得孔子口說之真傳。他對於《春秋繁露》中「出《公羊》外」的內容，特別注意論證其依據所在。不是「與《梁》同」「與漢儒同」「與劉向同」，就是「與何注同」，甚至是「與何注同，經、傳無義，知為口說」。

  在卷五《〈春秋〉改制》的導言中，康有為痛批劉歆作偽，對經典濫施刀斧，導致「微言盡滅」。他還批評朱熹不懂改制之義，因而覺得「《春秋》不可解」。他強調，「《春秋》專為改制而作，……董子之說發明此義」。這是明確從改制的角度解說《春秋》，並強調董仲舒公羊學的意義。在康有為看來，《春秋》改制，其要義在於孔子是代天發意，君主是受命而王，《春秋》應天做新王，故而王魯親周故宋，文質互嬗（「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王者改制須通三統之義、行三統之制。說來說去，都是為了應天改制。

  在卷六《〈春秋〉微言大義》的導言中，康有為指出，有人困惑於孔子及其七十（賢人）弟子去世後，微言絕，大義乖，其實是不對的，微言大義傳給了弟子和後學。弟子後學成千上萬，「傳其口說，誦其大義」，使其廣泛流傳。到了漢初，仍有老師教授傳播，而「薈萃其全者，莫如《春秋》家，明於《春秋》者，莫如董子」[88]。董子學說裡面，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統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本混茫」。因此，孔子微言大義的本源次第，「籍是可窺見之」。而董仲舒之所以能夠精於《春秋》，原因在於「孔子口口相傳」。這種口口相傳，就是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寄託。本卷分為上、下兩部，內容多，篇幅長，充分顯示出康有為對抉發微言大義的高度重視。他從功用主義立場出發，歸納了元、陰陽、陰陽五行、氣化、天地人、天、本天、法天、事天、畏天、知天、人為天類、命、天命、性、性善、因性、性情、仁、仁愛、《六經》重仁、仁義、義、義利、智、仁智、禮、正、中和、名分、統、綱統、三綱、忠孝、男女、君、君臣、王道、君道、養生、夷狄等《春秋繁露》中的思想，借題發揮，闡釋了自己的公羊學思想。

  在卷七《傳經表》的導言中，康有為又有新的闡發。他認為，後世之所以道術不明，統緒不著，都是韓愈粗疏滅裂之罪導致的。韓愈罪行的重要表現，是把儒家道統的開展，看成孟子之後不得傳，從而把集孔門微言大義之大成的董仲舒排斥在外！康有為指斥這是「何其妄也」！康有為引用歷史事實，說明董仲舒的偉大：「劉向以為伊呂無以加，《論衡》所謂孔子之文傳於仲舒，《春秋緯》謂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於天，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朱子極推其醇粹，而韓愈乃不知之，而敢斷然謂孟子死後而不傳。」他總結說：「孔子之大道在《春秋》，兩漢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議，皆以《公羊》為法，至今律猶從之。」[89]朱熹是元明以來的教主，相對而言，「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議，皆出於董子，蓋董子為教主也。二子（指董仲舒和朱熹——引者注）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90]整個「傳經表」，其立足點和旨趣，是光大董仲舒為宗師的公羊學派。

  從上述基本內容可以看出，康有為這部《春秋董氏學》的價值主題，是要樹孔子為總教主，樹董仲舒為儒宗（同時也是階段性教主——兩漢教主），認《公羊春秋》為《聖經》，定托古（孔）改制為正宗教義，凸顯董仲舒公羊學的價值，從而為自己的變法維新（改制）主張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