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現代新儒家」概念的駁議

  可見，從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確實存在著我們所說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和現代新儒家。那麼，何以有人對「現代新儒家」概念進行質疑呢？這些質疑是否科學呢？

  據我所知，最早將「現代新儒家」這一概念形諸文字者，是方克立先生。他在《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發表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將「現代新儒家」界定為：「在20世紀20年代產生的以接續儒家『道統』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學為主要特徵、力圖用儒家學說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他還進而說明，因為區別於先秦儒學的宋明儒學，在歷史上被稱為「新儒家」，所以他把20世紀以復興儒學為幟志的這個流派稱為「現代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家」。應該說，方克立先生這個界說，是很清楚的，不會引起歧義和誤解。此前，李澤厚先生曾用過「現代新儒學」的概念。[44]我認為，方、李二人指認的是同一個東西，儘管在具體理解和評價上可能存在著差異。1986年10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通過「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為「七五」重點研究課題。至今，報刊發表的專門論述現代新儒家（新儒學）的文章，已有10來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在組織編輯《現代新儒家論集》。總之，「現代新儒家」在學術界已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第一個對「現代新儒家」概念表示疑義的是張岱年先生。他在給中央黨校作的「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的學術報告中，不同意把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先生劃為新儒家。他認為，梁先生既贊成儒家，又贊成佛家。熊先生由佛歸儒，推崇《易傳》，推崇孔子，「說他是新儒家、他本人也未必能接受」。馮先生既繼承發展了程朱學說，又接受了柏拉圖主義。賀先生既贊成理學，又宣揚黑格爾主義。他們兩人在新中國成立後都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賀先生還入了黨，「說他們是新儒家是不妥當的」[45]。

  最近，塗又光先生在中國現代哲學史首屆學術討論會上，對「現代新儒家」概念提出了迄今為止最堅決、最系統的質疑。他認為：（1）宋明道學是世界公認的新儒家，且有專門譯名（New Confucianism），如再講現代的「新儒家」，概念上與宋明道學不好區分，勢必造成混亂。（2）如果在「新」之前加上「現代」（Modern）便造成語義上的同義反覆，不好翻譯。（3）最大困難是這一提法與歷史事實不符。被列入現代新儒家的某些人物實際上不是儒家，如馮友蘭。馮為了創造一個中國現代哲學體系，對儒、道、佛、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非馬克思主義哲學，擇其善者而從之，汲取了古今中外一切有利的哲學思想。這樣一個複雜的思想體系，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儒家。（4）儒家概念雖不是貶義詞，但由於長期以來「左」的影響，儒家被搞得很臭，儒家概念實際上成了貶義詞。大陸和港台情況不一樣，在大陸使用這樣的概念，有礙於對哲學思想體系作出客觀的、公正的評價。[46]

  我認為：上述張、塗二先生的質疑，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梁、馮、賀、熊等人是否新儒家；二是「現代新儒家」的提法。以塗先生的質疑更帶實質性。

  我覺得，對第一個問題的擔憂大可不必。方克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認的梁、賀、馮、熊四位「現代新儒家」，其下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明確指出，以上幾位「現代新儒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新中國成立後「熱愛祖國，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贊成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轉變。有的經過學習和認真的自我批判，已經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現代新儒家思想在國內已經沒有市場。」從大陸已發表的論及「現代新儒家」的文章來看，也沒有誰說新中國成立後大陸存在著「現代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安徽舉行的「現代新儒家思潮討論會」上，與會代表也一致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後，大陸已沒有「現代新儒家」，而是轉移到了港台。因此，那種認為指認梁、賀、馮、熊等人新中國成立前是「現代新儒家」，似乎就抹殺了其新中國成立後的轉變的顧慮，是不必要的。而如認為將他們稱為「現代新儒家」就包括了新中國成立後的思想在內，則是一種誤解。至於說梁氏兼綜儒佛，熊氏由佛歸儒，馮、賀中西並包，似乎就不能下「現代新儒家」的斷語，這理由也不充分。因為判斷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屬於何種流派、何種性質，不在於其思想中包含多少種成分，而是看其主要傾向。例如唐代排佛的韓愈和崇佛的柳宗元，宋代儒佛道兼綜的蘇軾，我們仍視他們為儒家。

  當然，「現代新儒家」的提法，是改用「當代新儒家」合適，還是提「新儒家」妥當，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用「新儒家」概念指稱五四以來至新中國成立前類似梁、賀、馮、熊式的哲學家，以及50年代以來港台的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方東美之類為哲學家，確實容易與宋明新儒家相混淆，不宜採用。而用「當代新儒家」概念、則又概括不全。因為現時一般指認的上述「現代新儒家」們，是指從20年代以來形成的代表特定社會思潮和學術文化思潮的哲學家。這中間，無論是這些哲學家本身，還是這股思潮本身，都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按照目前的劃分，現時所謂「當代新儒家」如杜維明、成中英等人，已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用「當代新儒家」概念，就會遺漏20年代以來的第一、第二代，顯然不合史實。此外，根據已為大家公認的歷史階段劃分法，所謂「當代」，是指1949年以後的歷史，因而在「新儒家」之前冠以「當代」，是不合適的，不全面的。恰如其分的指稱，還是以「現代新儒家」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