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關於儒學的邊緣化

  下面我們探討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儒學邊緣化的必然性。在現代新儒學學者看來，儒學現在不夠顯赫，比較冷落，比較寂寞，這是暫時的，長遠來看中國文化的復興就完全是儒學的復興。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長遠來看，儒學的價值會得到人們的進一步的發掘和認同，但是儒學要想全面地復興，成為社會的中心，成為社會的指導思想，是不可能的。它只會處於邊緣化甚至越來越邊緣化的地位，換句話說，就是儒學的邊緣化具有必然性。為什麼呢？我們可以從這麼幾個層面來探討。第一，我們要看到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超越。從文明的類型來看，儒家思想是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它完全能夠適應農業文明的需要，在農業社會發展得非常成熟，對農業社會的發展起過巨大作用。但是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卻是工業化，是信息化，現代化就是要實現工業文明、商業文明，而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對於農業文明是一種超越、一種批判、一種否定。這樣的話，在農業文明時代處於中心地位的儒學必然會逐漸地邊緣化。第二，從價值取向來看。現代化實行的是市場經濟，按價值規律辦事，以經濟為中心，以效率為追求，但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講的是小富則安，知足常樂，樂天知命，等等，而且反對競爭，過分地強調協同，而這個協同是以反對競爭、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此，從價值取向來看儒學所欣賞、所主張的那一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不可能占據中心，它一定會被邊緣化。即便儒學能夠吸收市場經濟的理念，改造自身，但它整個的價值追求、行為規範與現代化的取向還是有很大距離的。第三，我們從海峽兩岸的現實政治來看，我們大陸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使儒學成為統治思想。在任何時代，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我們今天，以工人階級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不可能用儒學來指導。在香港、澳門、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當然也不是用儒學來作為指導思想。這是從現實政治的層面來看，儒學不可能成為中心。澳門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回歸之前，澳葡當局根本就不把儒家思想當一回事。澳門的學術團體有好幾百個，竟然沒有一個是研究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的。在這種極為淡泊的情況下，儒學怎麼成為中心呢？澳門政府當局（包括現在回歸後的澳門政府），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它也不可能實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社會體制。澳門也沒什麼儒家學者，我倒是見到很多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學者，非常虔誠的基督徒，非常虔誠的道教徒、佛教徒。所以，從海峽兩岸的實踐來看，儒學的邊緣化是既成的事實，儒學要想成為中心，根本不具備操作性。第四，從學術實踐的層面來看。這個問題我開頭講過，現在再提一下。無論在大陸，還是在港、澳、台，儒家學者都是非常寂寞的。當然也可以說「自古聖賢皆寂寞」啊，智者都是寂寞的，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要去影響社會，指導社會進步，恐怕是不行的。從學術實踐的層面來看，儒學不具備成為中心的操作性，必然被邊緣化。第五，從近代歷史和當代中國的現實來看，儒學必然邊緣化。1840年的鴉片戰爭，戰敗的中國人飽受屈辱。《南京條約》的簽訂，開始了我們教科書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進程。此後，中國社會一步步淪陷，越來越屈辱，為了挽救這種命運，開展了實業方面的洋務運動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中體西用」。中體西用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國文化為根本，以西方文化為用具。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科學技術。當時的人反覆思考：為什麼我們不行，打不過人家？我們船不如人家，槍不如人家，炮不如人家，所以我們要學習，要借鑑，要改造自身。結果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現有確切的材料表明，當時中國軍艦的噸位、整個力量裝備遠遠超過日本艦隊，但是被人家一舉殲滅。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不是你有了堅船利炮就可以了，關鍵是人，是制度的問題，沒有好的制度，再好的武器也發揮不了作用。因此，才有了後來的戊戌維新，又叫戊戌變法——維資產階級之新、變地主階級之法！這樣，把西方的君主立憲的思想，包括民主共和的思想，一股腦兒吸收進來。我們可以看到，中體西用也罷，戊戌維新也罷，一步步地都是從傳統儒學的陰影中逐步擺脫出來。鼓吹中體西用的人是虔誠的儒家學者，但他們又不得不痛苦地、屈辱地、被動地去學習西方，接受近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這本身就是對儒學中心地位的一種衝擊。到辛亥革命，宣揚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思想，跟儒家思想差得非常遠。到了後來的五四運動，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徹底批判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提倡、弘揚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這更加使儒學的地位日益衰落。新中國成立以後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前三十年和後二十年。前三十年基本是毛澤東時代，從1949—1978年。但是毛澤東是1976年去世的，我們概略地稱「前三十年」，因為一直到1979年正式宣布改革開放，1976—1978年這三年實際上都在徘徊。這樣，前三十年是以毛澤東為主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和專政這樣一種思想政治條件下來進行社會運作，因而對儒學的價值和地位是徹底否定的。後二十年，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包括開放以後西學的影響，內外夾擊，儒學的地位非常之低。雖然比前三十年有所好轉，但是儒學總體上還是種民間的學術，甚至不是成系統、成學派的學術。因此，儒學的邊緣化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第六，從時代潮流看，儒學的邊緣化也具有必然性。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的潮流正在劇烈地衝擊全世界，包括衝擊著當代中國。中國政府和人民自覺地、心甘情願地加入經濟全球化這個潮流之中去。比如加入WTO，就是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表現。在這樣一種態勢下，儒學既非官方意識形態，又缺乏一個階層（或者群體）作為載體。儒學作為一種價值系統、一種信仰、一種人生理念，它要光大、要弘揚，得有一個階層（一個群體）來承載它。但現在我們見不到一個階層、一個群體來承載它，用現代新儒家的說法，儒學成了孤魂野鬼，四處飄蕩，這樣它怎麼能夠成為中心呢？它的邊緣化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