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關於儒學的現代化

  儒學的邊緣化是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相關的。那麼，儒學能否現代化？它是否具備現代化的可能性？這個問題討論了二十來年了，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儒學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在整體上是反現代化的，它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的產物，是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而封建專制主義在根本上是反人性的，使人不成為人，所以儒學根本不可能現代化，它只會反現代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儒學完全可以現代化，而且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只能靠儒家思想，這便是國內的現代新儒家代言人的觀點。他們認為，當代中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危機是儒學信念的喪失，只有復興儒學，以儒學為指導思想，才能夠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兩種觀點是兩種極端。如果說，前一種極端全盤否定儒學，帶有西化的傾向；那麼，後一種極端則帶有復古主義或者國粹主義的傾向。還有一種，介於這二者之間，但是並不是折中。它認為，儒家思想有非常不適應現代化的方面，甚至反現代化的方面，但是儒家思想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有它的合理方面，經過改造也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所用，大概現在比較多的人持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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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根本上講，從科學理性的立場考察，儒學現代化有沒有可能？我認為是有可能的。從文化的時代性來看，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整體它是不適合時代要求的了，因而它在我們這個社會沒有顯赫的地位，沒有被官方和民間作為自覺尊奉的價值信念。現在台灣有的人說儒學在大陸的發展如火如荼，有燎原之勢，這是憑空想像。去年10月，我在台灣參加一個儒學會議，我問發言人：你有什麼根據說儒學在大陸如火如荼地發展，有燎原的烈火將燒遍南北？他說是聽人講的。我問聽誰講的？他說聽說誰在上海就認同儒學的，誰在廣東認同儒學的，誰在蘭州認同儒學的。我說這才三個人，大陸十三億人啊！於是我把一些情況講了一下，他感到很吃驚。我說他聽的是一面之詞，並給他舉了個最簡單的例子，按照傳統儒學的價值觀，女性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現在大陸的女性可能沒有一個願意這樣做。按照儒家禮儀，女孩子打扮要端莊，行為要典雅，笑不露齒，行不動裙，現在的女性能辦得到嗎？願意照辦嗎？他說沒想到。我說他沒想到的事情很多，什麼時候來廣州看一看，就看到傳統儒學的價值觀早被徹底顛覆，怎麼可能復興呢？所以說，儒學作為一個整體是不適合現代化要求的。如果從時代來劃分，儒學屬於前現代的思想，它已經失去當初那種歷史的合理性。如果說，儒學在前現代時期曾經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推動作用的話，那麼在現代化時期它已經失去了整體的合理性，這是我們從文化的時代性的一面來看。但是如果我們從文化的民族性的一面來看，就可以看到儒學的現代化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我們從儒學的歷史發展來看。我們今天講的儒學是個整體的概念，是講的中國古代從先秦時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以孔子、孟子所創造，為後來儒家學者發展的一套價值系統和行為規範。儒學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在我看來經歷了四個階段（有的學者認為是經歷了五個階段，也有認為經歷三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先秦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我們稱為原始儒家。這是沒有經過改造的本來面貌的儒家，以仁、禮思想為核心，以仁為出發點，建構一套禮的制度和行為規範。第二個階段，是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家。漢代儒家和先秦孔、孟原始儒家不一樣，先秦原始儒家沒有陰陽觀念，更不會用陰陽五行理論去建構自己的體系，但是漢代的董仲舒他就吸收了陰陽五行理論來建構儒學體系。不僅如此，孔孟儒家和法家是不相容的，但是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思想，提出德主刑輔、陽德陰刑的思想。董仲舒還吸收了墨家、道家的思想。總的看來，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以陰陽五行理論為方法和構架，吸收法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諸子的思想，建構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新儒學。儒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宋明時期，即宋明理學的出現。宋明理學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結構、思辨理論及其方法，增強了中國哲學的哲理性，建構了一個新的本體論，彌補了以前的不足，一般稱為宋明新儒學。過去講的新儒學就是講的宋明理學。宋明儒學影響中國社會七八百年，直到清朝的滅亡。儒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現代新儒學。清朝滅亡以後經過五四運動，激烈地反傳統，徹底否定儒學，導致了反彈。有一批認同儒家價值觀的學者，弘揚儒學但同時又承認西學的價值，願意向西方學習，主張會通中西來挽救中國文化，挽救中國社會，挽救中華民族命運，這就是現代新儒家。他們這些人和傳統儒家不一樣，主張學習西方，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先天的不足，缺乏科學民主，應該向西方學習，然後開闢新的局面。概括地說，儒學發展經歷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第二個階段，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儒學，建構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三綱五常為追求的儒學價值系統；第三個階段，以程朱陸王為代表的宋明儒學，講天理人慾之辨這樣一種價值觀念；第四個階段，現代新儒學，講內聖開出新外王，即用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為主導，吸納西方先進文化，推廣到社會實踐中去「治國平天下」。可見，傳統儒學從古到今經歷了四個大的階段，三次大的改造，表明儒學是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的，它能夠自我調整，而不像過去說的，非常僵化，一成不變。這是從儒學發展歷史來看，儒學具有現代化的可能性，本身能夠自我調節，發展、更新自己。

  儒學能夠現代化，還可以從儒學的特質來證明。儒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有很強的包容性。傳統儒家講「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事萬物可以共同生長、發展，各種道理、多種主張，可以共同存在，而不互相妨礙，這是儒家的一種基本的信念。正因為如此，儒學到了漢代能夠吸納不同的學派的思想。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以後，仍然保留了這樣一個兼收並蓄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包容性。當然，這種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即是以不妨礙儒學的獨尊、不妨礙專制政治的利益為前提。由於有這種思想文化方面的包容精神，所以漢代道教開始形成，佛教傳入中國，然後逐漸在國內生長起來。唐代時，基督教也傳入中國。後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像西方那樣劇烈的宗教衝突，宗教戰爭，這跟儒學的包容性有關係。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還與儒學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特質有關，與儒學「民胞物與」的襟懷有關。

  儒學能夠現代化，我們還可從現代新儒學的表現來看。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馮先生一生寫了很多書，他認為最得意的是三本，一是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多年來西方人學的中國哲學史英文版就是譯的這個；二是《中國哲學簡史》，用英文寫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有中文版；三是《中國哲學史新編》，新中國成立以後寫的，「文革」前出版了三冊。「文革」以後，馮先生說以前那些都是違心地寫的，今天改革開放，我手寫我心。「修辭立其誠」，我要放開來寫，寫我真正所想寫的中國哲學史。把前面修訂、改寫，接著寫了後面，已八十多歲高齡，奮戰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先生自己給自己撰一副對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就是剛才講到的三本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書。「六書」，是指抗戰時在重慶寫的六本書，即《新理學》《新原人》《新原道》《新事論》《新知言》《新世訓》六本書。他認為他是用這些書來鼓舞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去抗戰，所以他的非常形而上的哲學建構是為非常現實的抗日戰爭服務的。但他的書受到了進步人士的批判，認為他是為蔣介石歌功頌德，為國民黨統治搖旗吶喊，等等。新中國成立後，馮先生也受到很多批判，但是始終是全國政協委員，待遇很高。到「文化大革命」搞「批林批孔」時，江青親自去地震棚里請他出來批判孔子，講什麼儒法鬥爭。總之，馮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分歧也很大，但是有一條馮先生始終堅持：為中國哲學的民族化和現代化而努力。今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本範式、基本框架和主要對象，基本上是馮先生他們奠定的，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貢獻超過了胡適。雖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比他先出，但是貢獻和影響遠遠不如馮友蘭的「三史」。改革開放以後，馮先生在自己的廳房裡掛著手書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他經常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就是祖國，就是中華民族；「新命」，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要搞現代化了，我在耄耋之年，願意為中國的現代化盡心盡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詩經》裡面的話，周朝雖然是個舊的邦國，但是它的命運可以更新，我願意為國家的現代化出力。馮先生後來寫了很多這方面文章，做了許多努力，也培養了很多人才。從這個來看，他還是與時俱進的，能夠和社會進步一致，與國家現代化相結合。現代新儒家的另外兩個領軍人物是活躍在中國港台地區的唐君毅、牟宗三。他們大力宣傳現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思想綱領，即返回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學習西方科學民主，由內聖而開出新外王。他們主張接續中國文化的慧命，要把中國文化的優秀的東西發揚光大，要平等地和世界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對話，相互學習、共同發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從這個情況來看，儒學是可以現代化的。

  我們講儒學具有現代化的可能性，但有可能性並不等於是現實性，可能跟現實是兩碼事。我覺得，要把可能變成現實，有幾個問題值得重視。第一個問題，儒學首先要化自身，改造自身。儒學特別是現代新儒學，有很強的排他性。在台灣，現代新儒家學者和別的學派水火不相容，在和大陸交往中又非常強調意識形態，他們公開宣稱要用儒學「化解魔道」。什麼是魔道？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寫的書裡面反覆講到這些問題，有的甚至以「化解魔道」為己任。我覺得，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家真正要和中國的現代化相結合，才能正確地發揮自己的作用。為此，他們首先要化解自身，化解這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情結，要淡化自身強烈的排他性。不要夢想去做帝王師，不要夢想成為中心，成為意識形態、統治思想。

  第二個問題，儒學要化社會，不能停留於書齋之中。多年前，台灣曾有學者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寂寞的新儒家》。新儒家在台灣實際上是不受重視的。台灣經濟的發展靠什麼？靠的是資本主義那一套，不是像我們有的人所胡說的靠儒家思想，社會靠儒家思想來指導，沒這回事情。台、港、澳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社會按照資本主義的法則運行，從政治體制到經濟管理，用的都是資本主義價值觀。但是在台港澳，特別是台灣，有沒有傳統文化的影響？有！不但有，而且很深厚。前些年，你到了香港，你就感到進入了一個殖民地，典型的殖民地，十足的殖民地！但是你到了台灣呢？你感到還是回到了故園，為什麼呢？中國傳統文化在起作用。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氛非常濃厚。但台灣社會也不是以儒學為主導的。大家知道，台灣過去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現在「三民主義」在台灣早就名存實亡了。台灣的大學，過去曾經像我們的大學都有馬列主義教研室一樣，他們都有「三民主義」研究所。現在全部摘牌了，有的乾脆徹底取消了，有的改名字了，改為「國家發展研究所」，或者別的名字。「三民主義」也不是純粹的儒學，「三民主義」是借鑑、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而產生出來的一個思想體系。可見，儒學要想現代化，它必須適應我們這個社會，要去改造這個社會，在「化自身」的同時「化社會」。其實，現代新儒家在台灣非常落寞。十多年前，我曾經問台灣的學者，我說在台灣是不是每個大學都講很多儒家的課，學生都搶著去聽，大家都按這個去辦事。他們說哪裡啊，在台灣講什麼儒家，沒有市場，有的甚至當笑話來聽。我到了台灣後感到，新儒家確確實實是寂寞，沒多少人去認同這些東西，所以它要想現代化，首先要化自身，改造自我，放棄中心意識，放棄唯我獨尊的意識。這也看不起，那也不屑一顧，恐怕是不行的。現在，新儒學基本上成了台灣少數學者在書齋里清談的一種學問，或者是同門師友弟子之間的一種交際的渠道和方式。這樣是不行的，脫離了社會生活的實際。我在台灣開新儒學會議的時候，感受很深。以前開當代新儒家學術討論會，在台灣的「中央圖書館」（現在叫「國家圖書館」），那個地點非常好，環境非常好，聽的人很多。但去年我去的時候，包括歐洲、美洲、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去的人在內，稀稀拉拉大約五十來個人。到了會議結束總結的時候，會議主席帶著自我解嘲的口吻說，唉，我們這個會呀，不太理想，沒多少人來聽。外邊來的客卿成了主人，我們這些主人反倒成了客串。台灣代表要發言的時候開車過來，一報告完，馬上走人。堅持始終的，基本上是我們這些外地去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新儒學在台灣的地位和處境，可以說真正是「寂寞的新儒家」。所以說，它一定要和社會生活實際結合起來，然後改變社會。

  第三個問題，儒學要現代化，它還應當去化現代。化現代同時要被現代化，要參與現實生活，否則的話很難有立足之地。化現代，不是去消解現代化，不是用前現代的東西取代現代，而是在堅持現代性的前提下，用自身的合理資源，化解現代社會的某些弊端，從而展示自身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和合理性。儒學現代化從必要性來講，它必須去化自身，化社會，參與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