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學的現代化與邊緣化話題的由來及其內涵

  為什麼要探討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為，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甚至更長一點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即五四運動以來80多年的時間，中國社會要邁向現代化，要與世界文明接軌，中華民族要自立，中國文化要振興，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怎麼走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所以，今天還有探討的必要。特別是在今天，時代條件變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我們知道，在20世紀20年代，「打倒孔家店」，要求科學、民主、自由的思潮盛行於中國社會。從那以後，儒學作為舊文化的代表，作為封建主義的代言人，被激烈批判、拋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在以政治為統帥，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樣一條主線下，傳統儒學、傳統文化被徹底否定。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來年，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國外的思潮影響著我們。特別是隨著我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發展程度的擴大、加深，很多社會問題出現了。於是，怎麼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擺在人們面前。這涉及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涉及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儒學的價值定位和未來走向的看法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儒學能不能夠現代化，能不能夠適應現代化，這就產生了儒學的現代化問題。

  為什麼提出儒學的邊緣化的問題呢？因為最近二十年來，一些海外的華裔中國學者大力推動儒學的研究和傳播，有的學者成年累月在全球奔波，與基督教對話，與伊斯蘭教對話，與佛教對話，與道教對話，等等，提倡不同學派、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之間的對話，一個根本的目的是要推動儒學的傳播。這中間，一個很重要的思路，是說儒學在當代中國是不受重視的，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事實確實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儒學是被徹底否定的；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來年，它慢慢在復甦，但是處於邊緣的地位。不僅在大陸，而且在中國的港、澳、台地區它也處於邊緣的地位。怎麼辦呢？他們努力推動，想使它成為中心。這又提出來一個問題，儒學能不能夠成為中心的問題，它究竟是應該繼續被邊緣化，或者始終處於邊緣化這個狀態呢，還是最後會成為中心？這實際上涉及我們現代化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價值定位的問題。要探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儒學現代化與邊緣化的內涵。

  什麼是儒學的現代化。我想儒學的現代化大概包括至少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儒學自身它要適應社會，它得現代化，儒學本身必須更新自己，用我們現在愛用的一個話叫「與時俱進」，我的說法叫做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更新自己，調整自身。這是儒學自身的現代化問題。另一個是：儒學本身有沒有和現代化相適應的方面，就是在現代化社會中它能不能夠存在，有沒有合理的因素和價值？在我們看來，所謂儒學現代化總體上講是指它應該去適應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這樣一種社會的需求。它應當把現代文明中一些合理的方面吸收進去，改造自身，比如說平等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公正意識，還有全球意識等，如果它能夠把這些觀念、這些意識吸收進去，改造自身，推動自身，那麼它就是符合現代化要求的，它就開始了自身的現代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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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儒學的邊緣化。我們所講的儒學的邊緣化其實有兩個層面的，一個從地域上來看，在全球範圍內它處於邊緣；另一個從社會實踐來看，它處於邊緣。先說地域方面的邊緣化：大家知道，今天推動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這個態勢的力量，是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當然，這裡面有一個文化霸權的問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就事實判斷層面來看，儒學在西方、在中東、在東亞，都不處於中心的地位，既不是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官方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階層、民間社會信奉的精神力量。這個方面的問題比較明了，不用多說。再說社會實踐方面的邊緣化：從我們國內來看，儒學早已處於邊緣地位。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它是被拋棄掉了。從思想實質和社會生活的操作層面來看，儒學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早已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特別是我們新中國成立以後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儒學早就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從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變為一種若即若離、可有可無、分散游離的民間信念。它既不是統治思想，也不是大眾的行為規範，更不是全社會自覺認同、自覺實踐的價值準則。最近二十年，有極少數學者宣揚傳統儒學的價值觀，並且確實用以自我規範，甚至出現了當代新儒學的國內代言人。但是，這畢竟是極少數人，並不代表社會的主流。儒學從傳統社會生活的中心，社會指導思想、官方意識形態，變為一種無關緊要的、被一些人研究的對象，或者極個別人的行為規範。我接觸過一些學者，他是真誠地信奉儒家思想，非常虔誠地按照儒家價值理念生活，但是人數極少，13億人中就那麼幾十個人，這怎麼能是主流呢？怎麼能是中心呢？最近一兩年差點要泛濫成災的所謂讀經運動，讓小孩子們讀四書五經，這不是儒學的復興，那是另外一碼事情，是商業炒作，有巨大的商業利益驅動在裡邊。總之，儒學的邊緣化已經是無可置疑的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