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內涵和現代價值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與儒家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屬於深層文化結構的思想要素。就其內涵而言，所謂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是該民族文化對其成員的吸引力。具體說來，就是一個民族在社會秩序和思想文化方面由離散到聚合、由波動到穩定、由混亂到協同的特定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該民族集合人心、整齊力量、團結族類的思想紐帶，是該民族的思想文化價值的集中體現。它主要表現為該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精神風貌。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是相對穩定的；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它又是歷史地發展著的。

  縱觀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華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文化表現樣式。但就其前後相繼的一貫性，文化心理認同的一致性而言，以下諸方面是其主要內容。

  第一，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從先秦到漢唐以至宋明，思想家們往往是將中國看做一個政治概念、文化概念，而不僅僅是地理概念。世代相襲、普天認同的中國是「禮儀之邦」的觀念，便是其具體反映。在先秦時期，思想家、政治家們十分重視道德理想的追求，強調文化精神價值的可貴。重視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傳統，便是其表現之一。依儒家的眼光，華夏與夷狄有著行為上的文明與野蠻的根本區別，有著文化上的進步與落後的重大差異。因此，要以文明進步的程度嚴格區分華夏與夷狄的界限。傳說中的孔子修《春秋》，嚴夷夏之防，便是以禮義道德為原則。諸侯行為不合禮義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為合乎禮義道德的，便以中國看待。孟子堅信進步文化能夠改變落後文化，而落後文化絕不可能改變進步文化。所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6]，便是這種信念的體現。漢代研治《春秋》的公羊家明確認為，夷狄與中國的區別，並非種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無。公羊學大師董仲舒認為，《春秋·宣公十二年》記載晉楚郊之戰，晉國大敗，《春秋》褒揚處於夷狄之邦的楚國合乎禮義，貶斥屬於諸夏部族的晉國不合禮義，就在於《春秋》無通辭，以是否符合禮義為轉移。晉國不講禮義，雖屬諸夏之國，也「變而為夷狄」；楚國恪守禮義，雖屬夷狄之邦，卻「變而為君子」[7]。夷夏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通過對先秦儒家以仁義為核心的文化意識的弘揚，進一步凸顯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標準及其意義，溝通了夷夏之間在文化心理上的聯繫。這種夷夏互變的思想，是中國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的重要內容之一。至於將「夷夏之大防」作為排拒外來文化的工具，則是唐以後的事，不應由此前的人們代後人受過。而且，即使在唐以後，進步的思想家也是在文化理性高低的層面，區別夷夏界限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們，主張「師夷長技」，實際上是承認「夷人」器物文明高於華夏之邦。譚嗣同認為：「今（近代）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於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8]可見，夷夏之別的標準，是文明進步的高下。

  文化中國的理想追求，還突出地表現為對個體道德修養和文化生命的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道德理性，講究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作為傳統雅文化主流的儒、道、墨、法諸學派，雖然各自的價值取向迥然不同，但都承認並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對墮於物慾而不自拔。儒家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觀，無道則隱；寧可殺身成仁，也不苟且偷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9]；「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10]。孟子提倡並努力實踐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1]的大丈夫。董仲舒反對「屈意從人」「隨世而輪轉」「矯情而獲百利」，主張「正心歸善」[12]。老莊道家力求保全人的真實純樸本性，不賣身求榮。他們寧可清心寡欲，也不迎合卑劣的統治者。墨家義利並舉，但以義為重，以兼愛天下為張本。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但他們是以忠君報國、天下一統為迫求。這已經超越了狹隘的個人主義立場。約束自己，忠心耿耿地為民族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本身也是一種道德修養，是一種文化理想追求。可見，超越物慾，超越動物本能，做有道德修養和文化生命的人，是中國文化內在精神生命的邏輯要求和必然歸宿。當然，傳統的道德修養有著特定的時代內容，我們應當從文化的時代性的層面，予以把握揚棄。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從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繼承性的理論高度，給予實事求是的價值評判和消化吸收。

  第二，歷久彌堅的大一統觀念。自西周以來，作為一種理性自覺，大一統觀念便深深地紮根於中國人心中，成為每個人自覺信守的行為準則。作為中國傳統雅文化主流的諸家學說，儘管在政治文化主張上彼此雖形同水火，但在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的思想方向上，卻相反相成。「《春秋》大一統」，這是封建社會人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境界觀，實際上是政治上的大一統觀念的折射。天下一家，「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等觀念，成為凝聚全社會的重要精神力量。以國家統一為樂，以江山分裂為憂，是中華民族天經地義的政治價值取向。這種大一統的觀念，經過儒法兩家從不同思維路向方面的論證，特別是經過秦漢時期封建大一統國家建立而帶來的民族融合、共同發展的實踐，逐漸轉化為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社會心理，形成了我們民族的政治思維定勢，推動了我們民族的整體發展和文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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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兼容天下的廣闊胸襟。中國傳統文化一貫主張「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13]。在文化價值觀方面，提倡在主導思想的規範下，不同派別、不同類型、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交相滲透，兼容並包，多樣統一。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陰陽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近代以來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歷史事實。儘管其間經歷了種種艱難曲折，甚而充滿辛酸之淚，但中國文化確實是在不同價值系統的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下，逐步走向統一，逐步更新了自己的面貌。

  在民族價值觀方面，中國文化素以禮義道德平等待人。漢代司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撫少數民族，便以「兼容並包」「遐邇一體」為指導思想，並稱這是武帝「創業垂統，為萬世規」[14]的事業之一。正是這種「兼容並包」「遐邇一體」的思想，使漢王朝將不同的民族（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融為一體，成為統一的漢民族。

  在治國之道方面，兼容天下的胸懷表現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15]。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著名成語，便是典型的理論提煉。

  第四，愛國主義的深厚情懷。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正是愛國主義精神的激勵，才使我們民族每當外敵入侵之時，能夠團結一致，奮起抵抗，不屈不撓地鬥爭到最後勝利。正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鞭策，才使我們民族在內亂出現之時，在保全金甌的旗幟之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以國家利益為重，捐棄前嫌，最終在新的認識基礎上團結起來。可以說，愛國主義是浸透每一個正直的炎黃子孫毛孔的精神因素。正因為如此，我中華民族這個文化實體才得以長期延續，不斷壯大，自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以上諸方面內容的交融互補，以及在文化模式方面的有機整合，便構成了我們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體內容。正是這種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使中華民族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在世界上引領風騷。尤為重要的是，從中國文化深層結構審視，以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發展，增強了炎黃子孫的文化共識，對於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維方式、社會心理、精神風貌等，起了重大的文化整合作用。它增強了中國人的本根意識，激發了中國人的自尊自豪的情感，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作用。

  民族凝聚力作為中國文化生命的重要內容，作為國家統一、人民團結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紐帶，在今天仍然產生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文化建構價值。

  首先，民族凝聚力可以協調人們的心理和行為，造成建立統一的文化中國和民族國家的強大心理定勢。有了文化中國的共同價值追求，有了中華一體的國家統一觀念，有了兼容天下的廣闊胸懷，我們便可以在認定中國文化確有其內在生命和精神價值的思維框架之內，交流思想情感，互助互補、互利互惠，步調一致地為建設現代化的文化大國而奮鬥。

  其次，民族凝聚力能夠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在思想品性和價值規範方面的共同觀念，增強我國民族文化的精神協同力量。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愛國主義的高尚情懷，在今天仍然是我們應當發掘繼承並且予以創造性轉化的精神財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分裂主義，反對崇洋媚外、全盤西化，應當並且已經成為整個炎黃族類的共同信念，成為我們大步前進的思想動力。

  再次，民族凝聚力有助於從情感心理和中國文化價值的認同方面，促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交流，加快統一步伐，完成統一大業。中華一體、國家一統的儒家文化傳統，對中國文化精神生命和內在價值的肯定，對民族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對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廣闊胸襟的現代闡發，將成為溝通海峽兩岸的重要精神紐帶。

  最後，民族凝聚力能夠增強所有炎黃子孫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為建構現代中國的新型文化體系提供思想保障。就世界範圍的文明發展而言，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一樣，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謂雙峰並峙，難分伯仲。而中國文化的特殊精神價值和人文主義內涵，對所有炎黃子孫都有著特殊的號召力和感染作用。「中國智慧」，天人合一，仁者精神，修齊治平……這一切，不僅對我們今天的現代文化建設有著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料價值，而且，即使在所謂「後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中，也仍然有著積極的思想借鑑價值和文化重構的啟迪意義。因此，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眷念和儒家文化傳統的開掘，顯然是民族凝聚力的歷史延展和現實表現，必然有助於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從而滿懷信心地參與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