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世紀後半葉

  從1949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哲學的研究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到2000年的後二十年。[399]這兩個階段，中國社會有著十分不同的政治氛圍和學術氣象，中國哲學的研究也有著頗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學術成果。

  （1）前三十年（1949—1978年）。

  1949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哲學研究歷經坎坷。受當時全盤「蘇化」的制約，中國哲學史研究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特別是受從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的「唯政治思維」的拑制，[400]一切服務於政治，一切等同於政治，一切消融於政治，導致中國哲學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簡單化、庸俗化的道路。這主要表現為把中國哲學史簡單地化約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401]的鬥爭史，並且將其提高到政治鬥爭的層面分析，認為「唯物主義必然進步，唯心主義必然反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研究和學習中國哲學史」[402]，從而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單調沉悶、枯燥無味，甚至出現了不少令人扼腕長嘆的悲劇、啼笑皆非的鬧劇。例如，說「孔子是反動階級復辟的工具」[403]，「孔子是反革命兩面派」[404]，「中國哲學史就是儒法鬥爭史」[405]，等等。顯然，這個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在總體上違背了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違背了中國哲學的歷史實際，因而出現了令人痛心的情況。但是，由於廣大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抗爭，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仍然有相當的成績。

  

  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一共五卷六冊的出版，[406]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前三十年中國哲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通史，是系統地對中國傳統思想進行清理和總結的著作。作者把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綜合進行研究，著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說明，將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融合為一，對中國傳統思想及其人物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觀點。作者發掘了一系列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視的思想家，如嵇康、劉知幾、劉禹錫、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隱、方以智等。這些被侯外廬等稱為異端的思想家，在20世紀後二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受到重視，成為大學中國哲學教科書闡述的對象，有的還成為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直到現在，《中國思想通史》仍然是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參考書，也是相關內容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作者的重要參考書。

  這個階段，影響甚大的中國哲學著作還有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407]。任著按照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分篇敘述，先秦為第一分冊，漢到魏晉南北朝為第二分冊，隋唐到明為第三分冊，清到五四運動前為第四分冊。前三冊「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出版，第四冊出版於1979年。任著注意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注意社會經濟發展、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關係，注意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上學之間的關係。作為全國高等學校教材，任著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直到20世紀90年代，人民出版社仍在繼續重印。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研究性教材，任著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出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的研究問題，指出：「對於我國少數民族的哲學思想，我們研究得很不夠，關於這一方面的敘述只好暫缺。」[408]這個問題，直到近年才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召開了一些關於少數民族哲學的學術會議、出版了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專著，可見任繼愈先生等人研究問題的別具匠心。70年代，在這部教材的基礎上，改寫成為《中國哲學史簡編》[409]，印數甚大，對於中國哲學的宣傳、普及起了積極作用。

  在頭三十年這個階段，幾乎可以說是與任著《中國哲學史》的出版相對應，馮友蘭先生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在新中國成立後是被當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待的。他經過自我思想批判，努力「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410]，「新編」第一、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於1964年6月。這兩部書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此外，馮友蘭還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奠基之作《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411]，並出版了表達自己學術見解的《中國哲學史論文集》[412]《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413]。

  在這個階段，還有一個曾經紅得發紫至今比較敏感的人物，那就是以紅色專家著稱的楊榮國的研究成果。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雖然成書於新中國成立以前，但正式出版則在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楊榮國主編，陳玉森、李錦全、吳熙釗編著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楊榮國主編，李錦全、吳熙釗編著的《簡明中國哲學史》。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修訂本」。楊榮國5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表現出他獨特的學術見解。該書在70年代由於政治情勢的推動而大量印行，但內容隻字未改。該書對於中國哲學史的傳播和研究，其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直到80年代的文化討論熱潮，不少研究者還從中吸取知識和智慧。楊榮國60年代初期的《簡明中國思想史》曾經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對於宣傳、傳播中國思想史起了積極的作用。1973年出版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也是受到當時政治情勢的推動，印數極大，影響極廣。這部著作，就其內容而言，直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也無人提出異議。問題在於，1975年出版的該書的「修訂本」（《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是根據江青一夥的所謂「儒法鬥爭」觀進行「修訂」的。這個「修訂本」，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受到學術界理所當然的激烈批判。發人深省的是，楊榮國是以「緊跟」鞭策自己，以紅色專家著稱，以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而自傲；馮友蘭則是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面教材」而存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洗心革面，獲得「新生」。楊、馮二人無論在政治立場還是學術見解方面，都大相逕庭。可是，二者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學術經歷，都是被政治利用，在畸形政治的擠壓下，違心地發表了不少「學術見解」。楊榮國於1978年在猛烈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批判中淒涼地死去，而馮友蘭則在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全稿之後，於1990年壽終正寢。兩人的政治悲劇和學術悲劇，折射出新中國成立頭三十年中國哲學研究的坎坷。

  在頭三十年這個階段，中國哲學研究的資料也得到出版。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和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合編了《中國歷代哲學文選》，於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該套資料分為四個分冊：先秦分冊（上、下）、兩漢隋唐分冊（上、下）、宋元明分冊、清代近代分冊。1973年，適應毛澤東提出的「學一點哲學史」的需要，中華書局將該套資料更名為《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重新印行。

  在這個階段，除了前述成果外，還出版了湯用彤的《魏晉玄學論稿》[414]，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415]，熊十力的《原儒》[416]《體用論》[417]《明心篇》[418]，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419]等重要著作，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銅時代》[420]《十批判書》[421]，杜國庠的《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422]，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冊）[423]等書。

  在頭三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過程中，還開展了多次激烈的學術討論。主要的有：關於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討論，關於《周易》的討論，關於老子思想的討論，關於孔子思想的討論，關於莊子思想的討論，關於董仲舒思想的討論，等等。其中，馮友蘭、金景芳、蔡尚思關於孔子思想的研究，任繼愈關於漢唐佛教哲學的研究，關鋒關於以莊子為核心的先秦哲學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總的看來，新中國成立以後頭三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人才的培養，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學化，作為獨立學科門類的建設等方面，學者們都作出了巨大的、艱辛的努力。因此，不能說頭三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是一片漆黑，不足掛齒。但是，應當如實地承認，頭三十年的研究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偏頗和失誤。在普遍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中國哲學的過程中，儘管出現了一批有新的觀點、方法和內容的有價值的論著，但由於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和畸形政治的干預，中國哲學的研究一度走入歧途，典型的例子便是50年代後期竟然提出要「反對哲學史工作中的修正主義」，對不同學術思想進行批判，並進而上升到政治批判，以階級鬥爭來詮釋中國哲學史以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更是荒謬絕倫。中國哲學的研究成為黨內政治鬥爭的工具，成為某些人沽名釣譽的工具。蘇聯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被奉為教條，僵化粗暴，使得中國哲學的研究變質為對哲學家和哲學派別的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簡單定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願望成為泡影，中國哲學研究遭受到嚴重的挫折。

  （2）後二十年（1979—2000年）。

  20世紀的後二十年，是中國哲學研究萬象更新、百花齊放的時期，是整個20世紀取得最為豐碩成就的時期。

  第一，哲學史方法論的突破。

  進入80年代，隨著政治動亂的結束，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哲學的研究出現了新局面。這個新局面出現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舉行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大會期間，以「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為主題的激烈討論，會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424]。其後，報刊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文章。以對蘇聯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的突破為契機，學術界圍繞哲學史的定義、對象、範圍、目的、哲學遺產的繼承、唯心主義的歷史評價、哲學與政治的關係等問題，各抒己見，相互辯駁。先是對流行了將近三十年的「兩軍對戰論」（唯物對唯心、辯證法對形上學，又稱「對子論」[425]）進行反省。經過討論，初步形成共識：中國哲學史並不僅僅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之間的「兩軍對戰」的歷史；「對子論」不能準確概括中國哲學的實際。進而，有學者發表文章，論述「唯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的進步作用」，對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學術流派和「唯心主義」哲學家，給予了相當程度的積極評價。[426]

  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研討熱潮中，一些學者針對流行了三十年的「兩軍對戰論」，提出了「圓圈論」。「圓圈論」者認為，哲學史就是人類認識發展史，人類的哲學認識充滿矛盾和曲折，有其發展的階段性。每一階段的哲學運動，大體都有一個思想的起點和終點，形成一個首尾相應的邏輯進程。這個邏輯進程，必然經歷曲折和反覆，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現為近似於螺旋式的曲線，近似於一串圓圈組成的大圓圈」，因此，中國哲學史研究應當「努力去探索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中所固有的『圓圈』」[427]。「圓圈論」的代表作，便是由蕭箑父和李錦全主編、已經印行十餘萬套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在今天看來，人們對「圓圈論」未必全然認同，但「圓圈論」在當時的提出和實踐，無疑是對「階級鬥爭論」「兩軍對戰論」的匡正，是中國哲學史研究進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從理論思維和研究進路的層面考察，可以說，十年浩劫結束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是以方法論的探討為突破契機的。這場方法論討論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會議及其論文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的出版，以及各大報刊發表的論文外，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428]。該書是迄今為止唯一的關於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系統專著。該書對哲學與哲學史、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批判繼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此外，還有蕭箑父、陳修齋主編的論文集《哲學史方法論研究》[429]，等等。與此同時，學術界有人針對50年代對馮友蘭提出的哲學史「抽象繼承法」的政治性批判，對「抽象繼承法」進行重新評價，給予相當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評價。進入90年代以後，對於馮友蘭「抽象繼承法」給予肯定性評價的學者進一步增多。[430]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80年代中期西方學術思潮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以及學術研究領域「方法更新」「思想更新」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哲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嘗試使用西方學術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情況。其中，代表性的論文有李澤厚運用系統論的方法撰寫的《秦漢思想簡議》[431]，以及年青一代用協同論進行研究的嘗試之作《相似理論、協同學與董仲舒的哲學方法》[432]，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總的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西方哲學方法、自然科學方法（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協同論、突變論、耗散解構論等）、文化人類學方法、考據學方法等不同方法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的情況可以說是並行不悖。

  第二，中國哲學範疇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在突破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的「蘇聯模式」後，學術界對於如何深化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實踐上作了探討。首先是開展中國哲學範疇的研究。有學者發表文章，倡導開展中國哲學範疇和重要概念的研究[433]。北京大學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的諸問題》[434]，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發表湯一介論文的《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還曾召開有關的座談會，[435]推動了中國哲學範疇的研究。範疇研究在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和集中體現，是1983年11月在西安舉行的全國性的「中國哲學範疇討論會」。張岱年、王明、馮契、湯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點大學的研究生，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等七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會後出版了論文集《中國哲學範疇集》[436]，湖南的《求索》雜誌以《筆談中國哲學史範疇研究》為題，發表了張岱年、馮契、湯一介、王明、杜維明等人在大會的發言。[437]後來，張立文出版了兩部研究中國哲學範疇的專著：《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438]，葛榮晉出版了《中國哲學範疇史》[439]，張岱年出版了《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440]，蒙培元出版了《理學範疇系統》[441]，張立文還出版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442]，可以說是對範疇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總的看來，中國哲學範疇的研究，開闊了學術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領域，深化了研究成果，並在客觀上鞏固了對「蘇聯模式」的突破。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哲學範疇研究路子的開啟，實質上是對自50年代以來學術與政治混為一談、以政治代替學術的唯政治思維的清理，是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主體意識覺醒的重要表現，是對既往的學術研究思路和觀點的撥亂反正。同時，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深化，是方法論討論的邏輯性成果。但是，範疇研究的一個明顯弱點，是有的研究者將範疇看做孤立的、可以離開歷史發展的僵固的概念，從而窒息了範疇的生機。而且，不少論者都是「論誰愛誰」，幾乎所有中國古代哲學的範疇，在論者那裡都成了盡善盡美的。這個弱點，張岱年先生在1983年於西安舉行的中國哲學範疇討論會上，已經當場指出。

  第三，哲學史研究的「純化」和「泛化」。

  伴隨中國哲學研究範圍的進一步探討，關於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關係的辨析，具體而言，哲學史研究的「純化」和「泛化」的討論，成為題中應有之義。1983年11月，在西安舉行了首屆全國中國思想史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便是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關係問題。與此同時，配合這次討論，《哲學研究》1983年第10期發表了一組文章。湯一介、張豈之、周繼旨闡發了自己的見解。會議閉幕式上，李錦全作了《試論思想史與哲學史的聯繫和區別》的專題報告，《哲學研究》（北京）1984年第4期全文發表。文章的要點是：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和重點，是思想流變發展規律的歷史進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重點，則是理論思維發展的內在邏輯。會議大致形成了一個認識：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個相互聯繫的概念和領域，就範圍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學史最小。這次會議的討論，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純化」，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後，湧現了一批關於中國哲學理論思維特點、中國哲學發展路徑、中國哲學的哲理化進程、中國哲學的體系等內容的論著，豐富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百花園，進一步突破了哲學史研究的「蘇聯模式」，進一步在學理上清理了極「左」思潮對中國哲學研究的危害。其中，任繼愈主編的多卷本《中國哲學發展史》和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進程》，便是哲學史研究「純化」的表現；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則是哲學史研究「泛化」的例子。[443]

  繼中國哲學範疇研究之後，「思潮研究」成為新的路子。這個研究路子的領頭人和率先實踐者，是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與魏晉玄學》[444]。這本著作，緊扣哲學家與社會思潮、學術思潮的關係，對哲學家與學術思潮的互動，作了精到的闡釋。其後，有楊國榮的《王學通論》[445]，蕭萐父，許蘇民的《明清啟蒙學術流變》[446]，從不同的角度和歷史時期，對學術思潮、社會思潮與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關係，作了進一步的探討。這種情況，應該說是哲學史研究「泛化」的表現。第四，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有趣的是，就在中國哲學史界進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營造「哲學味道」的時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討論」熱潮的興起，使範疇研究、邏輯結構研究、體系研究之類的「純化」活動受到衝擊。中國哲學研究的力量及其關注重點，基本上轉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等人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開辦了多期面向全國的講習班，出版了多套大型學術叢書，並整理出版了諸如《梁漱溟全集》之類的具有歷史承傳性的學術著作。中國文化書院不僅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重鎮，而且也是中國哲學研究者的培養基地，溝通中外文化及其哲學的橋樑之一。

  20世紀80年代中期驟然興起並迅速蓬勃發展的文化討論，給中國哲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反思為核心，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想人格、審美情趣、國民品性、倫理觀念，特別是中西文化的優劣長短的探討，成為各界人士關注的重心。儘管在文化討論的中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別是後期（90年代前期），有人探討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層面的問題，甚至商業文化、旅遊文化、飲食文化、體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神秘文化、性文化等層出不窮，但人們關心的焦點，始終是思想文化亦即不少學者所說的「深層結構的文化」。而且，人們公認，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問題是文化的根本問題。這樣，中國哲學研究者自然在文化討論中引領風騷。張岱年、任繼愈、蔡尚思、龐朴、湯一介、李澤厚、王元化、蕭箑父、李錦全、丁偉志、丁守和、馮天瑜、張立文、方克立等，以及甘陽、劉曉波、《河殤》的作者，無論他們的觀點相近還是相悖，但關注的是思想文化，是中國哲學的精神實質和未來走向，則是殊途同歸的。由於中國現代化涉及的問題極為寬泛，因而文化討論中的中國哲學研究，不僅沒有「純化」，反而大大「泛化」了。這種「泛化」，不僅沒有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偏離正常的軌道，相反，正是這種「泛化」，給中國哲學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開闢了新的方向，從而使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這場討論，論者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其代表性觀點有「徹底重建」「全盤西化」「西體中用」「復興儒學」「中魂西體」「綜合創新」等。[447]這些不同觀點之間的爭鳴，對於深化文化研究，對於正本清原，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對於拓展中國哲學研究的領域，逐步形成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對於鑄造適應世界潮流而又保持民族優良傳統的現代新型哲學，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弘揚民族文化」呼聲的日益高漲，中國哲學的研究主流仍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其間，「國學」研究是重要內容之一。重視國學，研究國學，科學地評判與創造性地轉化國學，是以文、史、哲等學科中以古典部分為重心的部分學者的願望。這個願望的現實表現之一，是對國學的分門別類的梳理、闡釋，其犖犖大者便是由張岱年主編的《國學叢書》[448]。該套叢書已經出版的有《國學今論》《漢字說略》《先秦儒學》《讖緯論略》《魏晉玄談》《宋明理學》《天學真原》《岐黃醫道》《道經總論》《明清啟蒙學術流變》等。這套叢書的作者，都是真正的專家。叢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的歡迎，並獲得了榮譽甚高的「中國圖書獎」。與這套叢書相輔相成的，是湯一介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論著輯要叢書》[449]。已經出版的有《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走出東方——陳序經文化論著輯要》《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如果說，張岱年主編的《國學叢書》以其研究的深入和見解的獨到為特長的話，那麼，湯一介主編的這套叢書，則以其資料的翔實和典型為特色。此外，還有馮天瑜等人撰著的《中華文化史》[450]，以及其他種種相關的叢書、專題研究論著、斷代文化史、論文集等。國學研究涉及的內容甚為廣泛，但關注的焦點卻仍然是如何把握、闡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如何尋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點，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盡力。因此，無論研究者從事的學科屬於哪個領域，最終還是落腳於「思想文化」這個根本性的層面。應該說，90年代以來的國學研究，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推進，具有重要的資料積累和思想創新的價值。至於國學研究中有人假學術旗幟以謀政治之私，則是個別現象，不為真正的學人所齒。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動向，是研究性大型學術文化叢書的編寫出版。除了上述張岱年主編的「國學叢書」外，還有匡亞明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全套叢書預計出版共200部，現在已經出版100多部。範圍包括從孔夫子到孫中山2500多年間的269位「思想家」，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倫理、文學、宗教、軍事、科技等方面。這套叢書已經出版的部分，已經產生巨大的社會反響，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清理，具有重大的貢獻。但是，由於該套叢書範圍太廣，搜羅人物極多，因而導致學術界對於其中一些傳主是否「思想家」產生疑問。例如，湯顯祖、紀曉嵐、許衡、李時珍這類人物，學術界有人指出，如果說他們有思想當然可以，但如果要說是「思想家」，恐怕難以服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之外，還有李宗桂主編的《「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該套叢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國家「八五」「九五」重點出版圖書。叢書一共選取中國歷史上19位對於民族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大思想家，撰寫17本專著，著重分析他們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關係，揭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和發展規律，說明這些大思想家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力圖為學術界以後撰寫更為科學的中國文化史提供條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提供合理的評價依據。這些「大思想家」是：孔子、老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顥和程頤（合為一冊）、朱熹、陸九淵和王陽明（合為一冊）、王夫之、戴震、黃宗羲。每本書都以「某某與中國文化」為題。《「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之外，還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哲學家研究系列》，計劃的規模也比較宏大，已經出版多種，選取的主要的大哲學家有莊子、孟子、王充、王陽明等。

  總的看來，文化研究的成就巨大，但問題也不少。無可諱言，80年代的文化討論，存在著政治化、玄虛化、情緒化的現象，影響了文化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尤其嚴重的是，由於功利主義態度的驅使，文化討論淪為某些人獵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動民族文化現代化的一個途徑。不過，這並不能夠抹殺這場討論的特殊意義。這場文化討論，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一致。它的價值主題，是促進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建設。它在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面上思考現代化建設的癥結所在，而不是停留於膚淺的表面。這實際上是一次民族文化變革的思想啟蒙運動，是從文化現代化的時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實際上，文化討論中，理性的聲音始終十分強烈，繼承傳統，超越傳統，是絕大多數論者的共識。龐朴提出「繼承五四，超越五四」[451]；湯一介提出「讓中國文化走向中國，也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452]；張岱年提出「綜合創新」[453]。這些，反映出文化討論中的理性精神。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比如文化理論準備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學術因素的影響，這場討論沒有取得人們預期的已經可以看到的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80年代。這個階段，主要是圍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展開討論，焦點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否適合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傳統文化在今天有無價值。其間，對傳統文化持批評性、否定性意見者居多。特別是在西方學術思潮被大量介紹進來，一些人在急於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尋找出路的焦急心情下，以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西化」的調子比較高。討論中，政治化、情緒化的色彩比較濃厚。但在80年代後期，已經開始有以北大教授羅榮渠為代表的「從西化到現代化」的比較冷靜的探索。[454]第二個階段是90年代。這個階段，主要是發掘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闡釋傳統文化的經典，「國學」成為關注的重點。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負面作用的影響，以及轉型期社會的特殊情況，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為了對治諸多社會弊病，不少中國哲學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學者們比較一致的認識，是要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其間，儒道兩家思想成為關注的重點。儘管在傳統思想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方面，論者見仁見智，但承認傳統資源中有合理的成分，有適合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因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較之以往那種全盤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不啻天壤之別。總的看來，論者對傳統文化的肯定性意見日益增多。但是，在「弘揚傳統文化」這個籠統的口號下，文化研究魚龍混雜。多數論者是把傳統文化看做民族文化建設的資源，用現代意識進行審視，加以發掘，力圖進行「創造性轉化」。但也有論者將傳統文化看做一成不變的、盡善盡美的，宣揚回歸傳統。更有甚者，竟然提出復興儒學的口號，認為傳統文化就是當代中國新型文化價值體系的直接來源，半部論語仍然可以治天下。各個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出版社中的絕大多數，不加分析地把傳統經史子集出了個遍！白話本、文白對照本、全譯本、節譯本、注釋本、註譯本、影印本、縮印本，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傳統文化中的種種污泥濁水，戴著「神秘文化」「民族文化」甚至「優秀文化」的桂冠，登上了市場經濟時代的文化舞台。這種情況，並不是要使傳統文化現代化，而是要使傳統文化「化現代」。儘管如此，文化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其重要表現，就是不少論者在總結20世紀80年代文化研究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了扎紮實實的研究。過去那種大而空的論題被逐漸擯棄，空疏的學風得到矯正。圍繞「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題，緊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建設，以古今中西的交融碰撞為基線，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斷代研究、學派研究、專題研究、專書研究、比較研究，都有學者在進行深入的探討。就研究視野而言，世界眼光更為宏闊，世界意識大大增強；就研究角度而言，宏觀研究、中觀研究、微觀研究齊頭並進，而中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日益增多，特別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中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課題，比重越來越大，成果越來越多。

  第五，文化哲學的研究。

  到80年代後期，出現了一些綜合論述、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這些著作，由於是從思想的層面進行的文化探討，而且以中國哲學為重心，因而被學術界看做文化哲學研究的範疇。

  就史的層面而言，有不少從論的角度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其中，李宗桂的《中國文化概論》是代表性成果之一。這部《中國文化概論》[455]，是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後出版的第一部從宏觀上、總體上對中國文化進行系統探討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高校中國文化概論教材。該書對於中國文化的流變和分期，中國文明發展的特殊道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基本特徵，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核心、類型、特點、理想人格、價值取向、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和基本精神，都作了較為系統的描述和解析。該書出版後，多次重印，已經發行6萬多冊，受到海內外的重視和好評，並在台灣出版了繁體字本[456]，在韓國出版了韓文本[457]。該書獲得「中國圖書獎」「全國優秀圖書獎」「教育部優秀教材獎」。進入90年代，又有由張岱年、方克立主編、全國多所重點大學的中青年學者參與寫作的《中國文化概論》[458]出版。參加該書編寫的有葛劍雄、郭齊勇、李宗桂、楊國榮、賴永海、樊和平、莫礪鋒、張法、房德鄰等。該書對中國文化的歷史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政治結構，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多民族文化融合與中外文化交匯、中國語言文字和典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中國古代教育、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藝術、中國古代史學、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國古代宗教、中國古代哲學進行了分章闡述，並對中國文化的類型和特點、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的轉變等問題作了闡釋，最終落腳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新文化」上。全書各章作者，都對自己撰寫的那章問題有相當研究，故而有相當深度。但由於是多人執筆編寫，「文字風格不盡一致，內容交叉重複在所難免。……作為普通高等學校教材，有內容偏深、分量過重之虞」[459]。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和社會上的關注和重視，一再重印。該書獲得「教育部優秀教材獎」一等獎。類似著作還有呂希晨的《中國現代文化哲學》[460]、馮天瑜的《中華元典精神》[461]、李中華的《中國文化概論》[462]。

  就理論層面而論，文化與哲學、文化與價值、文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並已有了相當成果。許蘇民的《文化哲學》[463]，司馬雲傑的《文化價值哲學》[464]，陳筠泉、劉奔主編的《哲學與文化》[465]等專著，便是代表。這些著作的出版，對於文化理論的建立，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化，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是對此前單純依靠外國文化人類學理論進行文化理論架構建設和文化史研究的偏向的糾正。

  第六，現代新儒學研究。

  20世紀後二十年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關於現代新儒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和海外稱為「當代新儒學」）的研究。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於方克立（前南開大學教授、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和李錦全（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領導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的辛勤勞動，使現代新儒學在大陸學術界逐漸地廣為人知，成為學術研究的顯學之一。方、李二人領導的課題組，包括將近20所國家重點大學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學者為主。該課題組已經出版的成果有《現代新儒家學案》（上、中、下）[466]，《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一、二）[467]，《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468]，《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469]，以及方克立的論文集《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470]。這些成果的出版，以及開展的相應的其他學術活動，溝通了海峽兩岸有關的學術聯繫，增進了學者間的了解和友誼，豐富了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熱潮中，出現了三種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第一種是客觀持平地從學術思潮清理、學術成果發掘的角度，以學理探討為主，對現代新儒學思潮進行分析研究；第二種是盲目認同現代新儒學思潮，對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大勢和現代新儒學思潮知之甚少，卻又宣稱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如何了得，並以大陸的現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種是盲目批判現代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學思潮，對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只是單純從政治的層面進行理解，對現代新儒家的論著並不了解，僅僅憑藉某種並不正確的政治直覺就發議論、下結論，甚至把大陸研究現代新儒學的學者也說成是現代新儒家。後兩種研究取向和思路，實際上是一種情緒化的表現。這種情況表明，對於學術界的某些人來說，學術研究要真正成為科學，而不是情緒宣洩的工具或者謀取政治經濟利益的手段，還需假以時日。

  第七，中國人文精神研究。

  近年來，面對貪污腐化、吸毒販毒、賣淫嫖娼、搶劫欺詐之類的道德淪喪、行為失范的嚴峻形勢，學術界強烈呼籲「重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展開了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參加討論的學者中，儘管並不都是中國哲學專業的研究者，但其著眼點卻匯歸於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現代價值方面。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燦的《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471]、李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傳與重建》[472]，李宗桂的《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473]，王曉明編的討論集《人文精神尋思錄》[474]等。至於正在進行中的關於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為數甚多。國家教委主持的全國高校「九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指南中，就有《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文精神》，已經有多間大學的學者在進行深入紮實的研究，有的已經有不少前期成果。關於人文精神建設的研究，實際上是中國哲學研究對現實的反映。它表現出兩個指向，一是對於傳統哲學精神的重新審視和現代開掘；二是對於當代社會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導。這表明，中國哲學研究在大陸社會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中，有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人文精神，既然沒有，何來「重建」？還有論者認為，人文精神也要進行價值區分，今天要發揚、要建設的是「優秀的人文精神」。這些論斷，特別是人文精神而有「優秀」與不優秀之分的「高論」，對於正在進行人文精神建設研究的學者，需要認真思考並嚴肅回答。

  至於中國哲學研究者對「精神文明」研究的關注，除了那些趨時媚俗、以生產文化垃圾為尚的「陋儒」外，論者基本上都是從為不同層級的人士建立安身立命之道出發，為新型價值體系的確立而立論。值得重視的是，不少研究者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關注，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思維的觸角伸向中國傳統文化，尋求「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這種情況，折射出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之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研究者極力從中國傳統道德中尋找當代精神文明的現成答案，有的甚至將傳統道德等同於現代文明。

  第八，中國哲學通史和斷代史研究。

  20世紀後二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體而言，還有通史研究、斷代史研究、專題研究、專人研究、專書研究、資料整理、辭書編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國哲學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1~6冊）[475]，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1~4冊）[476]、《中國哲學發展史》[477]，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下）[478]，蕭箑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479]。這些著作，都是潛心研究之作，對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宣傳和普及，對於中國哲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對於中國哲學精神的闡釋和弘揚，起了重要的作用。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到90年代已經出齊。全書一共七冊，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冊，第七冊先由香港中華書局於1992年以《中國現代哲學史》出版，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同樣以《中國現代哲學史》為名於1999年出版。這部書，按照蔡仲德先生的說法，「是馮先生晚年回歸自我，『修辭立其誠』、『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產物」[480]。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後，在海內外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和重視，評價頗為不同，可謂毀譽參半。「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往興亡事裡尋」；「極高明而道中庸，闡舊邦以輔新命」；「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馮友蘭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應該說能夠反映他的心聲。對於馮友蘭的評價，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就20世紀後二十年馮友蘭的研究成就而言，我們可以說，他對於中國哲學的民族化和現代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把中國哲學史看做中華民族的認識史，注重中國哲學發展的輪廓和軌跡的描述與闡析，「著眼於中國哲學邏輯的發展過程」[481]，闡發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已經出版的4卷（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既是大學教科書，也是富有獨創精神的學術專著。該書關於哲學史研究方法和中國古代哲學思維歷史發展的邏輯演變的論證，令人耳目一新。該書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特有智慧的深層發掘。馮契關於「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在該書中得到生動體現。

  斷代哲學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錢遜的《先秦儒學》[482]，金春峰的《漢代思想史》[483]，孔繁的《魏晉玄談》[484]，侯外廬等人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上、下）[485]，張立文的《宋明理學研究》[486]，蒙培元的《理學的演變》[487]《理學範疇體系》[488]，陳來的《宋明理學》[489]，石訓等人的《中國宋代哲學》[490]，蔣國保等人的《清代哲學》[491]，馮契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492]，呂希晨的《中國現代哲學史》[493]。這些著作的出版，對於中國哲學史通史的研究，對於中國哲學史人物的研究，具有深化的作用。第九，專題、專人、專書、綜論性研究。

  專題研究方面，更是百花爭艷，春色滿園。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張豈之主編的《中國儒學思想史》[494]，趙吉惠等人主編的《中國儒學史》[495]，龐朴主編的《中國儒學》（1~4卷）[496]，熊鐵基等人的《中國老學史》[497]，方克立的《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498]，方立天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499]，蒙培元的《中國哲學主體思維》[500]，夏甑陶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下）[501]，丁偉志、陳崧的《中西體用之間》[502]，陳來的《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503]，李存山的《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504]，李志林的《氣論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505]，祝亞平的《道家文化與科學》[506]。此外，關於儒家心性學說、中國哲學本體論、中國哲學史上的人性論等，也有專著探討。

  專人研究方面，更是碩果纍纍。除了上述《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中國大哲學家研究系列》外，主要的代表性成果還有：辛冠潔、蒙登進等主編、多人合作撰寫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507]《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508]《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509]；匡亞明的《孔子評傳》[510]，蔡尚思的《孔子思想體系》[511]，楊澤波的《孟子性善論研究》[512]，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513]，崔大華的《莊學研究》[514]，周桂鈿的《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515]，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516]，束景南的《朱子大傳》[517]，陳來的《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518]，張立文的《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519]，郭齊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520]，等等。這類專人研究，儘管其中有的由於受到80年代初期條件的限制而帶有時代痕跡，但總的說來，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是作者長期鑽研的結果。

  專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邱漢生的《四書集注簡論》[521]，辛冠潔等人主編、多人合作撰寫的《中國古代佚名哲學名著評述》[522]，牟鍾鑒的《〈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523]，錢玄的《三禮通論》[524]，等等。

  此外，還有介於專題、專人、專書之間的綜論性著作，比如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525]。李澤厚的學術觀點在國內有頗為不同的意見，但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李澤厚的這「三論」，在海內外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對於20世紀後二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綜論性著作中，影響深廣的又以問題為中心的張立文的《和合學概論》[526]。該書認為，和合是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價值。作者將哲學與哲學史統一起來，把中國哲學看做中國哲學史的提升，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展開，以構建中國哲學新體系為動力，以回應現代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為目的，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文化發展戰略理論。該書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介於專題、專書研究之間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的興起，肇源於80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90年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周易》作為傳統儒學經典「十三經」之首，在文化討論熱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們的重視。1984年，由武漢大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發起，在武漢大學召開了「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到會的200餘名學者來自十多個國家。後來，關於周易的國際學術會議、全國性學術會議、省級學術會議以至地區一級的會議，接連不斷。可以說，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周易研究的參加者之多，社會影響之大，中國哲學史領域沒有一個專題、一本書可以與其媲美。如果說，80年代的周易研究還屬於比較理性的階段的話；那麼，90年代的周易研究，則陷入了相當的迷誤之中。有的連《易經》與《易傳》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裡大談「周易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人打著科學的旗號，借學術研究之名以販私、謀私。什麼周易與預測學，周易與命相，周易與風水，種種荒誕不經之論泛濫於市，給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聲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當然，真正進行嚴肅客觀的學術研究的，也為數不少，成就也很大。其中，著名周易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教授高亨的《周易大傳今注》[527]《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528]，北京大學教授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529]，吉林大學教授金景芳、呂紹綱的《周易全解》[530]，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531]《帛書周易註譯》[532]，山東大學教授劉大鈞主編的《大易集要》[533]，武漢大學教授蕭漢明主編的《醫易會通精義》[534]，湖北大學教授羅熾的《中華易文化傳統導論》[535]，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嚴謹著作。根據這些年來的情況，大致說來，周易研究的一個學術取向和發展趨勢，是從傳統文化研究和現代文化建構的角度，進行拓展性研究。

  第十，資料整理和辭書編纂。

  資料整理方面，較之「文革」以前，也有長足的進步。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整理出《中國哲學史教學參考資料》（上、下）[536]，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國哲學史論文索引》[537]，方克立、王其水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哲學》[538]，「當代哲學叢書編委會」編輯了《今日中國哲學》[539]。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中國哲學年鑑》[540]，從1982年開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辭書編纂方面，也有較大成績。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哲學史》[541]，馮契主編的《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542]，張岱年主編的《孔子大辭典》[543]，方克立主編的《中國哲學大辭典》[544]，中國孔子基金會編的《中國儒學百科全書》[545]，趙吉惠主編的《中國儒學辭典》[546]，黃開國主編的《經學辭典》[547]，等等，都成為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有力工具。

  學科建設方面，史料學和方法論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之後，張岱年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劉建國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論》[548]。前述張岱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549]，也是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國內幾乎所有招收中國哲學碩士生、博士生的大學，都給碩士生、博士生開設了史料學和方法論兩門課程，近年有人提出了要「完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體系」[550]，從而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的科學化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第十一，宗教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現行的國內學科分類，將以前包容於「中國哲學」學科的佛教、道教等劃出，歸入已經單列的「宗教」學科，從而與「哲學」學科並列，但鑑於它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屬於「中國哲學」學科，故這裡仍然需要簡要地對其成就進行介紹。主要的有：任繼愈主編的《宗教辭典》[551]《中國佛教史》[552]，方立天的《佛教哲學》[553]《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554]，呂大吉主編的《宗教學通論》[555]，賴永海的《中國佛性論》[556]，郭朋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557]《隋唐佛教》[558]《明清佛教》[559]，石峻、樓宇烈、方立天等彙編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560]。關於道教的著作，有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561]，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562]，卿希泰的《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563]，牟鍾鑒等人的《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564]，胡孚琛的《魏晉神仙道教》[565]，等等。

  第十二，少數民族哲學研究。

  可喜的是，過去一直缺少研究、沒有什麼成果的少數民族哲學史研究，在後二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績。主要的有伍雄武等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566]《彝族哲學思想史論集》[567]《納西族哲學思想史論集》[568]等。少數民族哲學研究成果的出現，拓展了傳統中國哲學研究的領域，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認識，豐富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成果。

  第十三，中國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研究。

  傳統的中國哲學研究是不重視自然科學的，自然也不重視甚至完全忽視中國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研究。這種情況，在後二十年得到改變。已經取得的成果，除了前述蕭漢明的《醫易會通精義》外，還有劉長林的《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569]，李申的《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570]，張榮明的《中國古代氣功與先秦哲學》[571]，周瀚光的《傳統思想與科學技術》[572]，王慶憲的《中醫思維學》[573]，邱鴻鐘的《醫學與人類文化》[574]，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575]，李經緯等人的《中國古代文化與醫學》[576]，徐儀明的《性理與岐黃》[577]，黃崙的《醫史與文明》[578]，等等。這些著作的出版，對於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對於深化中國傳統哲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總的說來，後二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思想開放，方法多元，成就巨大，遠遠超過前八十年的成績。當然，其間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具體表現為：第一，對於中國哲學的功能的認識比較片面。要麼將其看做單純的理論思維的訓練工具，要麼將其看做實用性精神文明建設的手段，要麼將其當做抵擋西方文化的盾牌，等而下之者，將其當做沽名釣譽的工具。第二，學科建設的科學性不夠。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之間的界限沒有比較科學的、公認的界限（這從上述研究成果也可看出），中國哲學的範圍、對象表面上看已經清理得比較清楚，而在實際操作中卻仍然比較模糊。第三，原創性思想及其論著比較缺乏。評介性、借鑑性、描述性的論著居多，真正從哲學的層面展開對中國哲學研究、從中國哲學史的層面理解、提升哲學理論的論著甚少。第四，中國哲學大家的培養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既是哲學家又是哲學史家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這些，都有待於在新世紀的研究實踐中得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