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世紀前半葉

  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研究，始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354]。在此之前，已經有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出版。謝著是由中華書局於1916年出版的，寫作的時間更早。書中分三編論述先秦、漢唐、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國哲學史，內容涉及諸子哲學、儒道佛學派，以及各個階段的若干人物的哲學思想。在今天看來，謝著的內容確實比較單薄，質量不精，研究方法陳舊，沒有超出傳統學術的範疇，但它卻是當之無愧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355]，有開拓之功。而在謝無量之前，更有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出版。該書於191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版署名蔡振，是我國學者運用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倫理學史的第一部著作。書中將中國倫理學史分為三個時代，即先秦創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宋明理學時代。書中論述了從孔子到王陽明一共二十八個代表人物的倫理思想，並在附錄中論述了戴震、黃宗羲等人的思想，在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相當影響。當然，蔡元培的這部《中國倫理學史》，還不是我們今天典範的中國哲學研究著作，但是，它所用的方法、它的體例、它的內容，無疑屬於中國哲學史的範疇。特別是聯繫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出版的不少中國哲學通史或者斷代哲學史著作，往往要論列思想家或者學派的倫理思想的情況，則我們說它開啟了此後中國哲學研究的先河，一點兒也不為過。

  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以後，陸續出版了多種研究中國哲學的著作。20世紀20年代，主要有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356]，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357]，譚戒甫的《公孫龍子形名發微》[358]，熊十力的《唯識學概論》[359]。20世紀30年代，主要的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360]，方授楚的《墨學源流》[361]，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362]，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363]，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64]，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65]《先秦諸子系年》[366]，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367]，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68]，容肇祖的《魏晉的自然主義》[369]《李卓吾評傳》[370]。20世紀40年代，主要有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371]，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批判》[372]，郭沫若的《十批判書》[373]，楊榮國的《孔墨的思想》[374]《中國古代思想史》[375]，趙紀彬的《古代儒家哲學批判》[376]，熊十力的《新唯識論》[377]，侯外廬的《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378]《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379]，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380]，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381]，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382]，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383]，等等。

  上述諸多成果，各有其特色和貢獻，但真正對中國哲學研究影響深遠者，還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等為代表。而梁漱溟、張岱年的著作，真正發生重大影響，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則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熱潮興起以後的事。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第一部用西方哲學的理論和方法闡釋中國哲學，用現代方法建構中國哲學體系的專著。他在書中十分重視方法論，認為哲學史是關於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384]，主張按照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對其進行歷史的考察；認為「哲學史第一要務，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385]，哲學史是「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386]；主張用西方哲學的體例和模式，建構中國哲學史體系。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一書中主張，研究哲學史「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387]；注意探討哲學家思想的中心觀念及其層次構架，以及學派的興替和思潮的演變。張岱年在其《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以問題為綱，把中國哲學史分成宇宙論、人生論、認識論等幾個部分，每個部分又分成一些問題、範疇（該書的副標題就叫「中國哲學問題史」），側重於對中國哲學固有範疇、概念的梳理，考察其歷史演變，並探討了中國哲學的特點。這部著作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撰寫體例，都有開拓之功，後來90年代方立天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冊），[388]便是對這部著作的繼承和展開。

  談論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不能不談馮友蘭在抗戰時期撰寫並出版的系列著作「貞元六書」。「貞元六書」是馮友蘭發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固有的憂患意識，「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生活的反思」的結果。當時，顛沛流離的生活，「民族的興亡和歷史的變化」，給了他「許多啟示和激發」[389]。因此，他先後完成了《新理學》[390]《新事論》[391]《新世訓》[392]《新原人》[393]《新原道》[394]《新知言》[395]六部書[396]。「貞元六書」形成了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按照馮友蘭自己的講法，「『新理學』是『接著』道學講的」[397]。「貞元六書」出來之際，受到當時的進步人士的猛烈批判。今天，如果從中國哲學的理論建構和方法論的層面考察，馮友蘭的「貞元六書」顯然有著積極的意義。這個意義在於，它標誌著馮友蘭哲學體系的形成，標誌著中國哲學工作者對於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在內容和方法上的突破，昭示了傳統哲學的現代化以及西方哲學的中國化的一個途徑。正是以「貞元六書」為重心的新理學的形成和傳播，使得馮友蘭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學家」[398]。直到現在，「貞元六書」對於研究中國哲學的人士，都是必要的參考書。

  綜觀20世紀前五十年的中國哲學研究，大致可以這樣說：學者們都重視方法論的問題，都重視中國哲學固有概念的詮釋、中國哲學發展線索的清理，以及中國哲學特點的揭示。而且，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作者都借鑑、採用或者認可西方哲學的理論分析和體系建構方法。此外，研究者們都有深厚的憂患意識，力圖為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復興作出貢獻，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與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相結合，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哲學研究的特點之一。可以說，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學理研討為上」是重要的特徵。把哲學史看做思想發展的歷史，認為哲學史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中國哲學具有自身獨特的範疇和概念，是這個時期的普遍認識。同時，伴隨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並參與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進程。這個時期，學術界對於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作為一個現代意義的學科門類，取得了初步的共識。但是，由於歷史傳統的影響和實踐條件的限制，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象、範圍還不是很確定，傳統的學術史、經學史的研究思維，混雜古今中西之思的文化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各自為戰，多元並存，造成了繁茂蕪雜的局面。上述代表性成果的內容、方法和思想價值取向，便是重要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