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統循環的歷史觀

  董仲舒的歷史發展觀，從其思維路向來看，是要維護既成的社會秩序，以「奉天法古」為旗幟，在「守成」的前提下，因時應變，實行必要的改良。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既要「改制」，又不「易道」。這種改制不易道的歷史觀，集中表現為三統循環論，其中，又以新王改制、文質互救、五德終始和三統三正為主要內容。

  所謂「新王必改制」[294]，即新興的王朝不能全盤繼承前朝的制度，而要有所變革。這種變革，儒家有既定的原則，即《禮記·大傳》所要求：「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從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來看，可以說，《禮記》所設計的這些變革原則，規定了秦漢以後封建社會文化變遷的基本方向。它既能表明新興的王朝與前朝的區別，以及以新代舊的合理性，同時又能保持基本的思想文化制度的一脈相承。

  董仲舒對儒家這個「變器不變道」的思想原則心領神會，通過對「新王改制」的闡釋，表達了他的政治期望，並將其發展成為「改制不易道」的思想規範。

  

  首先，他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幟，要求新王改制。他強調：「《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295]要鑒往察今，順天應人，改革制度，以符天命。通過改革制度，以表明君主「受命於天」；如果「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以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296]。因此，新王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這就是改制的主要內容。

  其次，董仲舒又強調「改制」不「易道」。他聲明：「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又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297]這便是他常說的「變中有常」。

  董仲舒這個改制不易道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具有較強理論色彩的文化保守論。它在國家統一、政權穩定的時代條件下，較好地解決了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的繼承與變革的關係。在這種理論的思想框架之中，同一社會形態、同一社會制度、同一統治王朝內部，既可以保存基本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又可以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改革舊制，注入新的生命力，以增強固有體制的活力。同時，它還可以起到約束、激勵統治者的作用，緩解以至消融社會矛盾，安定社會秩序。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與新王改制緊密聯繫的，是文質互救的問題。按照一般的講法，文指文采，質指質性、本質，二者間的關係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董仲舒將文質範疇應用來解釋政治變革和王朝興廢。他說：「王者以（之）治，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298]

  董仲舒賦商以質，賦夏以文，並非真認為三代中的夏商兩朝分別實行文、質的制度，而是通過商質夏文的比喻，繹出質文互變並且互救的原理，進而為其新王改制、三統循環的歷史發展觀張目。《白虎通·三教篇》說：「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貴，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說苑·修文篇》說：「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宋書·禮樂志》說：「以前檢後，文質相因。」可見，質文互變，不僅被董仲舒所演繹，而且也為古代文化傳統所認可。

  正是根據這種質文互變的原理，董仲舒宣傳「《春秋》作新王之事」[299]，《春秋》「救文以質」[300]。這樣，王朝的新舊交替，制度的前後嬗變，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了。

  在董仲舒看來，新王改制、文質互救，都是在歷史發展的總體框架不變的原則下進行的。這個原則，便是三統三正的理論。

  三統三正的理論，源於公羊為論證「大一統」的合理性而創立的「三世」說。「三世」，即「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三世自有其治亂興衰的內在秩序和必然性，分別是太平、昇平、衰亂社會。而由衰亂到昇平再到太平，是歷史演進的必然規律。

  董仲舒發揮《公羊春秋》的三世說，認為：「《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301]據此，他提出了「三統」「三正」的學說。三統，是夏商周三代的正朔的合稱。夏正建寅，以正月為歲首，稱為人統；商正建丑，以12月為歲首，稱為地統；周正建子，以11月為歲首，稱為天統。《漢書·成帝紀》：「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每一統崇尚的顏色不同，夏商周三代分別崇尚黑、白、赤，因而三統也是黑統、白統、赤統的代稱。三正，是我國古代曆法周正、殷正、夏正的合稱。三正分別以建子、建丑、建寅三個月的朔日為歲首。建，指「斗建」，即北斗所指的時辰，由子至亥，每月遷移一辰。董仲舒的三統說認為，「天之道終而復始」，黑、白、赤三統循環往復，朝代迭相轉換，因而每一王朝初興，「新王必改制」。改制的首要任務和顯著標誌，便是改「正」「朔」。所謂「正」，指農曆每年頭一個月，即正月；所謂「朔」指每月頭一日，即農曆初一。正朔即一年第一天開始的時候。

  改正朔的目的，在於表明新王是「受命而王」，以新統取代舊統，具有「天意」方面的合法性。同時，也為了說明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非繼前王而王」[302]。

  董仲舒的三統說，引進了五行理論，或者說，三統說吸收了五德終始說的思想成分。五德終始，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創建的關於歷史演化的學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認為金、木、水、火、土分別代表相應的「德」，相生相剋，循環變化，決定著王朝的興替和制度的嬗變。董仲舒相信這種五德終始的理論，並將五行與陰陽扭結為一，作為其思想體系的理論骨架。他盛讚「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貴於黃」[303]，主張漢代以「土德」受命，這一觀點後來為統治者和思想界所認同。

  從政治目的來看，董仲舒製造的三統循環學說，當然是為了「為漢製法」。台灣有的學者指出，在五德說已普遍流行之際，董仲舒費盡心機提出三統說，「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曆法的需求」，「想借天意將漢代政教納入儒家思想的正軌」[304]。這個見解頗有道理。但我認為，恐怕更為重要的是，董仲舒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教制度，為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戰略性的建設。而這，就必須超越歷史觀方面的傳統的五德終始理論。實際上，後來在曆法上「三統曆」的實行，正反映出董仲舒「為漢製法」的匠心所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