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主刑輔的王道政治論

2024-08-14 17:39:17 作者: 李宗桂

  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貫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具體說來,這個王道便是以仁義治天下,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它與法家所主張的用暴力取天下、治天下的「霸道」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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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繼承了孔孟儒家的王道理想,並通過切實的政治努力,使它由空想變成了現實,從而在理論構建的高度上,使儒家王道理論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大致說來,董仲舒的王道政治論,主要是法天而治的「更化」說與尊王賤霸的仁政觀。

  董仲舒所力主的這個「更化」論,說到底,是要求用王道取代霸道。「更化」,即改制。就思想體制而言,是改變法家的強權政治和黃老道家的無為方針。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峻法,以強權治國,已為秦王朝的滅亡而顯示出其守成作用的不足。黃老道家主張的因任自然,無為而治,雖曾為漢初經濟的恢復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文景時期以來的地方侯王的分庭抗禮,地方官吏與富商大賈的相互勾結,與民爭利,與中央政府爭利,特別是景帝時的吳楚七國之亂,顯示出黃老道家思想在社會功用方面的放任有餘而集中調控不足。因此,現實的社會狀況急需改變舊制,形成一整套既能夠兼綜法家與黃老道家思想之長,而又能避其之短的新的統治思想。這個思路的必然結果,便是董仲舒在第三次對策中提出並為漢武帝採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即把儒家思想作為官方的正宗統治思想。

  根據亡秦的教訓和漢興以來的治國經驗,董仲舒主張首先「更化」經濟政策,提出了幾條措施:(1)「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2)「鹽鐵皆歸於民」;(3)「去奴婢,除專殺之威」;(4)「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289]。這些措施的提出,對於限制豪強對土地的兼併,適當還利於民,發展社會生產力,有著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董仲舒特別注重新的社會制度和道德規範的構建。他提出並積極參與了古代文官制度的創建,使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成為現實;他以「三綱五常」為樞紐,從理論高度闡釋並奠定了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則。

  此外,他極力主張「改正朔,易服色」,實行教化政策,要求重德輕刑、興學養士、重義輕利、統一思想。這一切,他都將其納入天人感應的思想框架之內,歸入聖人「法天而治」的「更化」政治的範疇。

  可見,董仲舒這個「法天而治」的更化說,繼承並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損益」觀,以「新王必改制」為思想前提,以創製建國、萬世一統為終極目的,為在同一王朝之內實行改革掃除了思想障礙,較好地實現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理論和政治實踐的轉換。可以說,董仲舒的這個更化理論,是在封建專制統治的條件下,不經過外部衝突的方式,而實現社會變革的一種可行方式。亦正因為如此,新王改制,順天應人之類的呼喊,在歷史上不絕於耳。這種區別於西方中世紀的獨特的歷史現象,是與董仲舒的法天而治的更化理論的影響分不開的。當然,他的這種理論,具有明顯的欺騙性和荒誕性(比如天人感應、改正朔、易服色),但在他所處的那個專制王權高於一切的時代,這也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

  在力主更化亡秦暴政的同時,董仲舒繼承了孟子尊王賤霸的統治思想,大力倡導王道,主張推行仁政。不過,他並沒有給「仁」以明確的理論界定,而主要是從不同的側面作了闡述。

  從總體上看,董仲舒的德政思想有強烈的針對性。他反覆勸導統治者,要求「王者愛及四夷」[290],認為能夠做到「泛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291],便是仁。這是對先秦儒家愛民思想的繼承。在這個思想基調下,董仲舒集中論述了他的德治主張。可以說,他的仁政思想,主要表現為德治主張。

  此外,在《天道無二》《陽尊陰卑》《陰陽位》《陰陽義》等篇中,他多次闡發了這些觀點,十分明確地表述了他提倡德治,反對專任暴力的政治主張。

  要指出的是,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為標榜的仁德思想,並非孟子仁政思想的簡單沿襲。他在極力鼓吹王道的同時,並不反對更不放棄霸道。相反,與孟子將王道霸道截然相分的思維路向不同,他將二者統一於「仁」的旗幟下。他說:「霸、王之道,皆本於仁。」[292]實際上,他所主張的德主刑輔的統治策略,本身便是王霸並舉的具體表現。在這方面,他更多的是繼承了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可以說,董仲舒尊王賤霸的仁政觀,不僅是對孟荀社會政治思想的繼承,更是一種創造性地發展,它糅合了二者,使分途發展的孟荀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為一體。

  董仲舒這個尊王賤霸的仁政觀,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對於匡正統治策略方面的失誤,撥亂反正,穩定社會,曾經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以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293]魯迅先生所揭示的這種情況,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步入中期以後,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這點,是我們在評價董仲舒思想的歷史作用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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