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陰陽五行是論證宇宙和諧思想的依據

  陰陽五行理論是《黃帝內經》和《春秋繁露》論證天人感應、天地人相參的宇宙和諧思想的依據。在秦漢醫家看來，人體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各種機能按陰陽五行的配置和特性而分別顯現。宇宙也是一個和諧整體，萬物依陰陽消長和五行轉換而興亡替代。天、地、人之間由於都有陰陽五行而相互貫通，具有通應關係，可以相參、相感。如果按類別和層次將其聯繫起來，就能找到天人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系統結構。在人與自然界這兩個系統中，各有陰陽五行，因而可以相參相應。《靈樞·通天》篇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素問·陰陽離合論》說：「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由於陰陽之氣互為根據，「陽根於陰，陰根於陽」，且互相交感，即所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213]，才有事物的生變興衰。這種相感相應是聯結天、人的紐帶。按「取象比類」的方法，宇宙萬物是五行不同屬性的反映，人體臟腑、肢官經脈和形體情致都可納入自然界五大分類系統中。因此，《黃帝內經》將人體各組織器官、心理和生理現象與自然界的類似事物作了聯繫比較，把同人類密切相關的自然事物，諸如五味、五色、五化、五氣、五聲、五方、五季，與人的五志、五官、五體、五臟、五腑等各按其屬性歸入五行系統中。在此基礎上，醫家將天地萬物與人合為一體，利用天、人之間的某種自然感應，論證五行系統、經絡系統、藏象關係自身的內部聯繫，以及各系統彼此間的聯繫，從更高的層次去概括，並從事物相互間的動態平衡，去把握天人之間的內在聯繫及其系統調節。由於天、人之間具有通應關係，所以醫家可以分辨陰陽表里，按五行間生克乘侮的關係來辨病施治，控制轉變，以恢復整個系統的動態平衡，使人體和諧地存在於自然系統中。

  基於上述認識，秦漢醫家充分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自我心身的統一，邏輯地得出了「人與天地相應」[214]的結論。《黃帝內經》認為，人體病變與自然界的節候（天）和陰陽相關。「五藏應四時」[215]，「五藏各以其時受病……人與天地相參……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216]。《黃帝內經》還認為，天氣的寒溫影響人體血脈的運行：「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因此，治療也「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參伍相合而調之」[217]，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順此，它的結論是「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應該說，這是《黃帝內經》天人相應論的理論基點。從實質上看，它是一種樸素的自然感應觀點。這種自然感應觀點是《黃帝內經》天、地、人相參的宇宙和諧思想的核心。構造這一核心並使之理論化的依據，正是陰陽五行學說。

  和秦漢醫家的思路相同，董仲舒繼承和發展了《呂氏春秋》「類同則召，氣同則合」的自然感應思想，運用陰陽五行理論，論證其天、地、人相參的「天人感應」思想。在董仲舒那裡，由於天、人、社會分具陰陽，故彼此在內在構成上，可以邏輯地聯繫起來，成為「物以類動」[218]相互感應的基礎。他說：「陰陽之氣，固可以類相損益也。……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219]他還認為，「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220]。這表明，董仲舒是把事物的類同作為類感的基礎的。

  既然同類可以相感相動，而天、人同類（皆有陰陽，皆按五行運轉），故可以相感。董仲舒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221]。不僅天人情感同類，而且自然與政教同類，慶賞刑罰之類的政教措施，與春夏秋冬等自然節令同類，因而可以相感互動。天有喜怒哀樂之心，人有春、夏、秋、冬之氣這是「合類之謂也」[222]。可見，通過以類相和的方法，董仲舒溝通了天、人，使其相互感應，把自然擬人化，使人自然化，從而按照他設計的天人關係序列運轉，為其「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政治構想張目。

  在以類合之溝通天人的同時，董仲舒還用以數相偶的辦法，來增強天人互感的效應。他說：「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223]他還說：「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224]

  正是通過這種以類合、以數偶的方法，董仲舒把自然與人事聯結了起來，把「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的勸喻用於王者的政法決策上，為其王道政治理論作論證。

  

  從方法上看，陰陽五行是秦漢醫家和董仲舒進行類比和類推的基本條件。秦漢醫家認為，天、人皆有陰陽五行，依陰陽消長而盛衰，順五行之序而運轉，天、人同類，故可比類推理。「夫脈之小、大、滑、澀、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225]聖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226]。屠為脈者，「必以比類」[227]。實際上，《黃帝內經》用陰陽五行類分事物，察陰陽而辨病理，別五行而定治則，用四時節候配陰陽五行，將時令、方位、天人扭為一體，其基本方法就是類比和類推。亦正因此，《黃帝內經》認為明辨「比類」之理，行事「可以十全」；反之，「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228]。

  在董仲舒那裡，運用陰陽五行進行類比和類推，是他建立其理論體系的根本方法。他在《玉杯》中說：「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一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他自己就廣泛運用了「伍其比，偶其類」[229]的方法。他利用陰陽五行來類分事物，以事物的類同為類感的基礎，由類感進而類推，說明凡同類則相感。由類推而將類感原理貫徹於天、地、人之間，以論證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這種類比和類推的方法，在董仲舒那裡收到了「覽其緒，屠其贅」[230]的作用。因此，他認為，「能以比貫類」是「大得之」[231]的。

  此外，類比和類推的方法，在董仲舒那裡，還是兩種按類別組織事物，使其從無序走向有序的方法；是由此及彼、由微知著的揭示事物類型及其相互關係的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的類型和相互關係，在剔除其荒誕內容和主觀性後，還是有可取之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