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陰陽五行統貫哲學和醫學

  秦漢時期，是中醫理論體系建立的時期，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哲學臻於完善的時期。前者的代表作是《黃帝內經》[192]，後者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這時期，「究天人之際」「天人合一」的理論廣為流行。在這種社會思潮和文化氛圍中，在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的歷史要求下，哲學和醫學相結合，借醫學以光大；醫學則納哲學於自身，靠哲學而弘揚。在一系列問題上，表現出共同之處。

  首先，《黃帝內經》和《春秋繁露》都貫穿著陰陽五行思想，陰陽五行是二者類分事物進而論證其理論的根據和前提。《黃帝內經》認為，陰陽普遍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體之中，自然界有陰陽：「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193]「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194]人以及一切生命體有陰陽：「人生有形，不離陰陽。」[195]「生之本，本於陰陽。」[196]甚至說陰陽「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197]。因此，它利用陰陽五行範疇，綜合人的生理稟賦、道德品質和性格特點，將人分為不同類型。《靈樞·通天》篇認為：「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由於這五類人所稟賦的陰陽氣有所不同，所以具有不同的人格體質，而這不同的人格體質，又各具不同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質和社會心理。比如，「太陽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等等。《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則依據五行把人分為木、火、土、金、水五類，並將五行分別與五臟相配置，以方位、顏色、聲音相配合。如木與肝臟、膽髒相配合，方位為東，色為蒼，音為角，再根據角音的偏正、多少，分為上角、太角、左角、鈦角、判角五個亞類，每類心理特點也有差異。其他四類依此類推，可推演出五五二十五類人。《黃帝內經》以陰陽五行為分類法則，使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同時，又使雜亂無章的各種事物和現象規範化，使事物由混沌變為有序，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春秋繁露》中也充溢著陰陽五行思想，並且是類分事物的法則。它把陰陽賦予社會、人和天，使三者具備同樣的因素和功能，以藉此溝通彼此間的聯繫。它認為，宇宙萬物各具陰陽是「天道之常」[198]，「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199]。男女機體可比做陰陽：「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200]人被浸染在陰陽之氣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淆饌也」[201]。這就不僅把陰陽置於天、人之中，而且置於社會治亂之中了。董仲舒進而演繹道：人「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人有情慾樁，與天道一也」[202]。他還說：「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203]這就通過陰陽的流布，將人的情感心理與自然現象劃分為不同的兩類。不僅如此，董仲舒還進而賦予兩類不同事物以倫理屬性：「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204]推而廣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205]。總之，凡屬主導的、正面的事物，都是陽；凡屬次要或從屬的、負面的事物，都是陰。陰陽而外，董仲舒進一步用五行對事物進行分類，以此作為陰陽之補充。他認為，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別代表自然界的春、夏、季夏、秋、冬五季，而後者又分別標誌生、長、養、收、藏的五種功用。在社會上，五行規定了君主的貌、言、視、聽、思「五事」。如果君主順應五行之木的本性施政，就會「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206]這樣，自然界就萬物昌盛，祥瑞並至，災異消失。如果違逆木之本性，情況就截然相反。根據這種邏輯，社會現象、君主行為等，都分別繫於陰陽五行之下，「以類相連」。這就使自然和社會現象類別化、模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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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陰陽五行的構成和排列順序是《黃帝內經》和《春秋繁露》分析事物結構和功能，揭示事物發展動力和次序的依據。《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說：「天地之間，六合之氣，不離於五。」《素問·天無紀大論》說：「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從這個認識基點出發，《黃帝內經》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五行結構，按五行法則運動變化。而之所以如此，又是與陰陽四時相關的。《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根本也。」認為由陰陽消長所形成的春夏秋冬四時，直接決定著萬物的生死盛衰。《黃帝內經》把一年四時分為春、夏、長夏、秋、冬五個階段，把一切事物的內部結構分為五個方面，以與事物發展的五個階段相配合。事物的發展過程分為生、長、養、收、藏（或生、長、壯、老、已）五個階段，分別與春、夏、長夏、秋、冬五季相對應。青、赤、黃、白、黑五色，也分別與這五季相契合。此外，人體結構的肝、心、脾、肺、腎五臟，也分別與五季相配置，這五臟之病也多在與其相應的季節發生。這樣，《黃帝內經》運用陰陽五行理論，從總體上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次序，並藉此對事物的結構及由此結構而決定的功能作了具體分析，為人們認識事物提供了結構和層次方面的依據。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將五行與陰陽相配，以說明事物發展的動力何在，以及事物發展的次序狀態。在他看來，事物的發展取決於陰陽的消長，而陰陽消長的原因，在於五行的運轉。他說：「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207]五行的運行表現為「相生」和「相勝」兩種形式，人君順之則治，逆之則亂。由於五行生勝，才使自然界四時代謝，社會上王者四政（慶賞刑罰）迭用，個人四氣（喜怒哀樂）轉換。這些變化和發展是按「五行之隨，各如其序」[208]的原則進行的。木是五行之始，水是五行之終，土居五行之中，「此其天次之序也」[209]。在《五行相勝》篇中，董仲舒詳細論述了五行相生的次序、內容和必然性。在他看來，通過五行「相生」「相勝」的依次循環，自然、特別是社會得到淨化和完善。五行「相生」的結果，是人們崇尚仁、義、禮、智、信，防滅邪惡，以忠信事君，伐有罪，討不義，尊卑有等，長幼有序。五行「間相勝」的結果，是反對奢侈和朋比為奸，實行等級制，反對諂媚於主上，反對賦斂無度。這實際上是通過五行運轉和陰陽消長來闡釋政治觀點，使上下同心，社會諧調。

  在把陰陽與五行扭結為一體的同時，為了增強宇宙系統的秩序性和穩定性，董仲舒取法《黃帝內經》，把四時四方與陰陽五行相結合。他認為，木、火、土、金、水在時令上分別表示春、夏、季夏、秋、冬五季，五季分別具有生、長、養、收、藏的功能[210]。同時，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別居於東、南、中、西、北五方[211]。春、夏、秋、冬分別代表愛、樂、嚴、哀「四志」，符合「四時之則」[212]。可見，董仲舒不僅利用陰陽五行來分析事物的結構和功能，揭示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次序，而且將其與四時四方相配置，把天、地、人「貫而參通之」，構成了一個動態的平衡系統。這既與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秦漢醫學相契合，又與當時天人合一、軍政一體、海內一統的政治需要和時代風尚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