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禮治成熟階段：東漢章帝時期

  漢代禮治的成熟階段，是東漢時期，尤以東漢章帝時期白虎觀會議的舉行，及其《白虎通義》的出現為標誌。章帝少年時期就「好儒術」，登基以後，繼承並光大了宣帝時期的禮治思想，以儒家思想治國，重視禮治建設。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在詔書中說：「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記》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171]這段話，反映了章帝自覺地繼承了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路線，及其以禮治國的方略，並且巧妙地引出了進一步解決思想統一的問題。既要扶進微學、尊廣道藝，又要反對和防止《五經》章句繁多、歧義紛出的弊端，故要求諸儒「正經義」，使得學者有所遵守。在這種思路下，章帝順理成章地召開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史載：（章帝）「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172]白虎觀會議討論的問題，表面上是講論《五經》同異，實際上是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所謂「正經義」，即是端正關於儒學經典的意義的認識，統一觀點。「正經義」是為制定《漢禮》做準備，同時其本身也是制禮的一個重要步驟。

  值得注意的是，漢章帝在正經義、制漢禮的過程中，採用的是召開御前會議的方式，由各方面人物討論《五經》經義的異同，最終由「帝親稱制臨決」，即由章帝本人裁決學術思想文化的是非高下。這種仿照其先輩漢宣帝主持石渠閣會議並由宣帝「親稱制臨決」的做法，無論其方式和思想實質，都如出一轍！不難看出，從武帝舉賢良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宣帝石渠閣會議「上親稱制臨決」，再到章帝白虎觀會議「帝親稱制臨決」，顯示了漢代最高統治者對於建構新型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對於禮治模式建構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反映出漢代最高統治者運用行政力量干預學術思想文化，利用儒家思想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特徵。政治利用學術，學術被政治利用；政治家對儒學實行為我所用的方針、思想家自覺不自覺地參與現實政治的運作，以求實現自己的治世理想，是漢代學術思想文化的顯著特點。當然，這也是秦漢以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白虎觀會議的最終成果是《白虎議奏》和《白虎通義》。《白虎議奏》已經失傳，《白虎通義》由班固整理編輯，流傳至今。《白虎通義》以陰陽五行理論為基礎，對董仲舒以後的今文經學，以及哀平以降的讖緯神學所宣揚的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理論作了總結和發揮，並重點論述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合理性和神聖性。該書雖僅以43條名詞的匯集解釋來說明問題，但其內容卻十分繁雜，本質上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具體闡釋和明確規定。它援讖入經，使讖緯和今古文經學融為一體，確立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重心的「三綱六紀」的封建道德觀，封建倫理綱常從此實現了系統化、絕對化和神聖化。《白虎通義》的這些觀點和論說，是對宣帝石渠閣會議關於禮問題的討論的深化。石渠閣會議討論的禮的主要問題有喪服、諡法、祭祀、宗廟、繼嗣、鄉射、大射等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禮。研究禮學的專家認為，這場討論「為漢代禮制的完備，進一步奠定了基礎」[173]。其實，陰陽五行理論、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等，早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那裡，就已提出，只不過《白虎通義》進一步把它系統化、禮儀化了。特別重要的是，《白虎通義》更為明確地從禮治建設的層面，從綱常名教入手，拓展並深化了董仲舒的相關思想。這種拓展和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藉助政治力量使緯書法典化、禮典化[174]，經緯合一，經學神學化、神學經學化，儒學的宗教特點和功能明確彰顯出來。

  正經義、制漢禮，統一思想，是否就是鐵板一塊？當然不是！即使在章帝那裡，也要表現出形式上的對於不同學術見解的某種程度的尊重。白虎觀會議4年之後，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下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175]用《後漢書·儒林傳》的說法，就是「網羅遺逸，博存眾家」。

  白虎觀會議數年之後，章帝命禮臣曹褒制定《漢禮》。曹褒的父親曹充，在光武帝建武年間為博士，曾隨從光武帝巡狩岱宗，定封禪禮。早在明帝即位時，曹充就上疏：「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製禮，以示百世。」可見，制定漢禮是曹氏父子思考的重心，也是父子相襲的事業。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曹充為朝廷制定漢禮的理想沒有能夠實現。這個理想最終由其子曹褒在章帝時代得以實現。

  章帝一直以「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176]為追求，而曹褒為了逢迎章帝而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製作禮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製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百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製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聖德之美。」[177]曹褒這個奏疏，十分符合章帝的心意。但是，太常巢堪等人認為制定漢禮是「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178]。而章帝則堅持「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於是，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詔曰：「漢遭秦余，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179]曹褒深刻領會到了章帝的用意，於是本著「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的立場，「當仁不讓」地上疏章帝：「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180]名儒班固提出，改定禮制應當廣泛召集京師諸儒「共議得失」，遭到章帝拒絕。章帝認為，那樣一來，會出現「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的局面。因此，他於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召曹褒一人制定《漢禮》：「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曹褒接受詔令後，「乃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181]。當年十二月，曹褒將其製作的《漢禮》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章帝去世、和帝即位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182]。和帝雖然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但終究沒有推行《漢禮》。《後漢書·曹褒傳》說曹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這個評價可謂極高。須知，西漢董仲舒才被史家推尊「為儒者宗」[183]。當然，即使曹褒還夠不上董仲舒那樣的「為儒者宗」的貢獻和地位，但毫無疑問，曹褒之所以被史家給予如此高的評價，根本原因在於他為漢王朝定禮制。道理很簡單，漢初叔孫通制禮，固然是採用經禮，但同時也「參酌秦法」，雖然有助於解決當時社會的某些弊端，「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以致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輩「憤憤嘆息所不能已也」！漢章帝「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曹褒撰定的《漢禮》，就是章帝所需要的「國憲」！就是賈誼、董仲舒們想做而當時沒能做成的「大業」！遺憾的是，章帝晏駕，和帝即位後在重臣的反對下，《漢禮》沒能施行，「斯道竟復墜矣」[184]！雖然曹褒制定的《漢禮》沒能在當時實行，但制定《漢禮》的思想趣味及其所倡導的以禮儀化為特徵的禮治模式，在後來的社會政治實踐中被統治者逐步實現。

  總的說來，章帝一心一意製作漢禮，為了統一思想而「正經義」，召開白虎觀會議，甚至「稱制臨決」，最終形成了《白虎通義》，並進一步制定了《漢禮》，從而基本完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價值體系的建構，表明漢代禮治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後漢書·章帝紀》末尾的「贊」語說章帝「左右藝文，斟酌禮律」，其治道是「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正是對其禮治成就和特徵的中肯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