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漢代禮治的思想特徵

  東漢章帝之後，由於禮治理論和禮治制度的成熟，漢代禮治在比較平穩的軌道上發展。儘管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東漢的國力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但作為治國方略和政治價值取向的禮治，並沒有出現衰退，相反，它還進一步受到鞏固。這主要表現為東漢經學的發展，特別是何休、鄭玄註解儒家經典，鞏固了禮治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實，魏晉時期統治者標榜的「以孝治天下」，從思想發展和治國方略的發展脈絡來看，就是漢代禮治的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講，漢代禮治的建設是成功的。

  其實，我們說東漢章帝以後漢代禮治進入鞏固期，還可以經學大家皮錫瑞關於經學歷史的相關論述作為補證。皮氏認為，「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極盛時代」[185]。經學的核心是禮學，經學極盛，自然禮學也極盛。東漢名教的出現，自與東漢經學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禮學的興盛密切相關。至於把以禮學為核心的經學作為選官標準，與選官制度相結合，而各級官吏也以禮學為行政準則，更是鞏固了禮治的成果。皮錫瑞對當時情況的描述，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為古來未有之盛事。」[186]「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187]

  綜合上文所述，我們從漢代禮治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其若干思想文化特徵。

  其一，思想家與政治家合作。漢代禮治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漢高祖、漢武帝以及其後的昭、宣、元、成、平、章等皇帝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和叔孫通、陸賈、賈誼、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戴德、戴聖、劉向、劉歆、班固、揚雄、馬融、何休、鄭玄等思想家（禮學家）的合作。禮治要從理論變成實踐，要從思想的層面落實到制度的層面，進而影響到行為的層面，需要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政治特別是行政的環節。而以最高統治者皇帝為代表的官方，正是這個中介環節的體現者和實施者。這種情況，邏輯地決定了漢代禮學、禮治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品格，以及不可避免地依附政治、為政治所用的可能性。東漢名教的出現及其崩解，便是典型反映。當然，由於政治家的參與和認可，漢代禮學發展迅猛，奠定了後世禮學的基本規模和價值取向，這也是思想家們尋求構建長治久安之道的精神慰藉。

  其二，皇帝參與學術討論並裁決是非。從武帝舉賢良對策，到宣帝石渠閣會議，再到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經歷十餘朝，橫貫兩漢時期，歷時二百餘年，皇帝關注並參與學術討論，並親自裁決學術問題，形成了最高統治者直接干預學術的傳統。這樣，皇帝既是最高政治權威，也是最高學術權威。學術的獨立性被統治者的現實政治需求所擠壓，變得畸形，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既說明漢代禮治的形成和成熟本身就是現實政治需要的結果，也說明漢代禮治的出現本身並不是學術獨立發展的成果。正因為如此，學術、學者對於現實政治和社會應當保持的距離，便被消弭於無形之中。這對於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其三，儒學獨尊而又有文化包容。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本身是一種治國方略的自覺選擇，而不是對於學術爭鳴的參與。換言之，武帝對於儒學、儒生，並不是從所謂學理的層面看待的，而是從為我所用的政治立場出發。因此，武帝採用儒學治國，實行禮治，未必就全然否定甚至要消滅其他學說。歷史表明，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維框架下，其他學派的學說照樣存在，並沒有被消滅、被禁止，只不過是不被當做國家意識形態，不被作為治國安民的基本方略而已。同樣，在禮治的旗幟下，即使在儒學陣營內部，也一直存在著經學內部的今文古文之爭，在禮治方面的古禮今禮之辯、經禮變禮之論。兼容並包、遐邇一體，「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188]的思想，在漢武以後儒學獨尊的態勢下，實際上已經做到。問題只是在於，統治者在治國理念、意識形態、指導思想方面，堅持一元論而反對多元論；但在文化、思想發展方面，還是贊成並實行多樣化。《禮記》裡面的《大學》《中庸》的思想，能夠逐步傳播開來，本身就證明漢代意識形態一元化態勢下的文化多樣化，是可以做到的。

  其四，禮治的形成和儒學獨尊的實現相一致。漢代禮治的形成過程，就思想發展和文化價值體系建構的進程而言，本身就是儒學獨尊的實現過程。漢代禮治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新型價值體系建構的問題，是長治久安的問題。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經過長期的探尋，以及二者之間的磨合，最終在選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方面取得了一致，其標誌性事件便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略的制定和實行。從漢代思想文化發展的事實來看，禮治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儒學獨尊的實現，也同樣不是一蹴而就的。武帝之前姑且不說，就是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禮治的發展和儒學的獨尊也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如果從武帝時期算起，到東漢章帝時期，也已二百餘年。章帝時期舉行的白虎觀會議，及其成果《白虎議奏》和《白虎通義》的出現，標誌著漢代禮治的成熟，同時也標誌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實現。質言之，漢代禮治的形成和儒學的獨尊，就思想文化發展的軌跡而言，是同步的。此後的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是以禮治國、以禮治為標榜，而其社會政治的指導思想，始終是儒學。

  其五，專制政治日益鞏固和完善。漢代禮學的形成和完善，就其思想實質和社會功能來看，是鞏固和完善了漢代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及其秩序。無論兩漢社會發展的坎坷曲折還是坦蕩順暢，漢代禮學的形成及其完善，在客觀上都起到了「資治」「弼教」的作用。兩漢包括皇帝制度、仕進位度在內的整個官僚制度，以學校制度為核心的教育制度，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道德價值體系，以仁義道德為標榜的治國方略，等等，無不對專制政治的鞏固和完善起了重大作用。質言之，漢代禮學越是發展，越是完善，作為一種體制的專制政治就越是鞏固；作為一種思想觀念的專制政治就越是深入人心，越能鉗制人們的思想。我們不能把禮治說成是民本政治，更不能歪曲成民主政治。我們只能採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承認，漢代專制政治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禮治包裹下的或者採用禮治形式的專制政治，相對於秦朝的暴虐政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而況，禮治更加符合當時的時代需求，更符合宗法社會的社會心理和民間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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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六，天人合一思想貫穿始終。漢代禮治形成的過程，是以天為宗、以德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發展的過程。天是萬物之祖、百神之君，「王者宜求端於天」，「人副天數」，「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天道神聖，人道效法天道、服從天道，是漢代禮治建構的基本出發點。《禮記·禮運》就明確宣示：「夫禮必本於天，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鄉〕[189]、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可見，禮的原則和價值出於天，通於人，君主以禮治國，天下國家就和諧有序了。這種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典型表現。至於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則是另外一種典型。這種典型的目的，在於將三綱五常的禮治願望納入天人合一的框架，以增強其神聖性和號召力。董仲舒徑直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190]在他心目中，「仁義制度之數」都來源於天。[191]至於兩漢流行特別是東漢泛濫的讖緯神學，則更是不言而喻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另外一種極端表現。總之，漢代禮治的形成，其背後的有力的思想理論支撐，便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傳統社會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成熟於漢代的，是在漢代禮治的形成過程中逐漸定型的。

  其七，崇古、徵聖、宗經。漢代禮治的形成和成熟過程，蘊涵著並體現了崇古、徵聖、宗經的特徵。以古為尚，唯古是從，以五帝三王、往聖先賢為價值準則，以先王之道為行事依據。聖人即是君主，所有君主特別是既往的君主，都是效法的榜樣，都是論證問題的依據。儒家經典成為君主治國安邦、人民安身立命的價值原則。朝廷議政論事，官吏行政，都援引儒家經典為自己張目。至於士大夫和庶民，則更是不能離開經典，離經就是叛道！這樣，古人、聖人、經典，三者相互融貫，成為漢代禮治建構中的明顯思想軌跡。這種崇古、徵聖、宗經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貫穿四百餘年的兩漢時期，並成為影響後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