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禮治孕育階段：從高祖立國到文景時期

  西漢高祖立國以後，叔孫通、陸賈、賈誼等人所做的工作，屬於禮治初創階段。

  草莽出身的劉邦，最初並沒有認識到儒學對於鞏固統治者利益的作用，並不懂得儒學的守成價值。經過儒生們的開導，才真正明白了其間的道理。根據史書記載，陸賈針對高祖不喜儒學的毛病，「時時前說稱《詩》《書》」。被高祖痛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居然大膽對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居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131]高祖和陸賈的這場爭論，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儒學的守成功能的問題，大而言之，是如何看待禮治的功能。好在高祖有點文化自覺的意識，儘管面對陸賈的詰難頗為不快，但仍然要其著書闡明秦亡漢興的道理，以及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於是，「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132]。陸賈《新語》新在什麼地方？從總體上看，就是新在針對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明確提出了尚德行仁的治國方略，認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國家社會治亂的關鍵，在於「行仁義，法先聖」。「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133]仁義之治，當然是禮治。陸賈所倡導的禮治，主要是指治國方略，同時也涵攝著以儒家仁義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陸賈強調「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過去不少論者認為這是陸賈思想中儒道兼綜或者儒法並用的表現，其實，這是儒家思想自先秦荀子以來形態更新的必然結果，是儒家思想的本質表現。在荀子那裡，既隆禮，又重法，但法從屬於禮，禮統率著法。荀子所謂「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134]，便是明證。荀子既認為「法者，治之端也」[135]，更強調「禮」是「強國之本」[136]「人道之極」[137]「國之命在禮」[138]。這些，說明作為戰國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實際上主張治國之道在於文武並用。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看出陸賈文武並用、董仲舒德主刑輔、漢宣帝「霸王道雜之」思想的發展邏輯，從而也就不難理解儒家禮治的某種特質。

  賈誼進一步推進了禮治的思想。他認為，國家的安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139]這是在治國方略上十分清楚地提倡禮治。在制度建設層面，賈誼主張「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賈誼還運用五行學說，倡導漢朝「色尚黃，數用六」，論證漢朝是按照五行生勝原則，承「運」而出。為了統治秩序的安穩，他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利用秦朝暴亡的慘痛教訓，極力倡導禮治。他說：「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並起，萬人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在賈誼看來，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弘揚禮、義、廉、恥，不施仁義，不行禮治。因此，他在《治安策》中明確指出：「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賈誼的這些思想，是漢代禮治發展的重要環節。從思想發展的脈絡上看，賈誼的禮治思想，主要還是承襲了孔孟，但同時也引進了陰陽理論。而由於陰陽理論的摻入，就在客觀上開闢了最終走向讖緯神學、形成宗教信仰的可能，這在後來的董仲舒思想特別是讖緯思想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如果說，陸賈和賈誼是在思想理論的層面做禮治建設工作的話，那麼，叔孫通則是在制度的層面作了更多的貢獻。

  叔孫通被劉邦拜為博士，為劉邦穩定天下、認識禮儀的價值作了重要貢獻。在劉邦登基後，他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140]明確指出儒學對於國家社會的功能在於「守成」。他對劉邦表白：「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141]他指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他願意「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142]。也就是說，叔孫通所要為劉邦制定的朝儀，既有古禮，也有秦禮，是二者的綜合創新。叔孫通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劉邦的採納：「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143]經過一番努力，叔孫通和其所征的儒生及其他熱衷制禮者所制定的朝儀得到劉邦的首肯。在長樂宮建成的那年，諸侯群臣舉行朝拜大禮。在莊嚴的氣氛中，「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喧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144]。劉邦去世，惠帝繼位後，讓叔孫通「定宗廟儀法」。「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145]可見，叔孫通對於劉漢王朝禮治的開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叔孫通在漢初所制定的各種儀法，就是漢代禮治制度化的奠基。

  與思想家們的基調一致，西漢前期的最高統治者們也認識到了禮治的價值，從而使禮治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班固在《漢書》叔孫通傳末尾評論說：「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班固這個結論，過去人們並不在意，今天看來，是頗有深意，也頗有見地的。高祖劉邦靠軍事暴力奪得天下，儒生們則依靠自己的智慧，闡發儒學的守成價值，說服高祖實行禮治。通過劉邦之類的政治家運用行政力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合作，形成了初步的禮治的局面，所謂「並成大業」，即此之謂也。班固畫龍點睛地說：「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表，遇其時也。」何謂「遇其時」？遇到劉邦能夠採納禮治建議之時也！所以，過去長期認為劉邦不重禮儀，僅是草莽皇帝的看法，是片面的。

  高祖劉邦在天下既定之後，「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146]。漢文帝即位23年，「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147]。班固在《漢書·景帝紀》末尾稱讚文景之治說：「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所謂移風易俗，實際上就是改變秦朝的苛政，用儒家的禮義指導政治，使得「黎民醇厚」。也正是因為這樣，才出現了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從思想文化的層面看，文景之治是西漢禮治的初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