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君道護治道的利慾論

  《呂氏春秋》儘管主要是部政論性著作，但書中並沒有一個與現代政治學中的政治範疇相對應的概念，比較近似的概念是「君道」「治道」。與「君道」「治道」有密切關係的是「利」「欲」範疇，利是利益，欲是欲望，它們是君道、治道的基礎和根據。

  《呂氏春秋》沿著荀子從人的物質需要出發探討禮義制度起源的思路，以「利」為核心，對政治的起源和功能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它認為，人類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才結成群體、組成社會的。正是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人類結成群體，成為政治動物。以「君道」為代表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就是社會群體的根本紐帶。

  在一個沒有君道（君道代表的是倫理秩序和法律規範）的社會，人們失去了道德和法制的約束，完全依仗自然能力爭奪相殘，而這種爭奪相殘將導致「以盡其類」，即「把自己和社會消滅」。為了避免「以盡其類」的結局，保證人類群體的生存、發展，必須設立君王及其一整套社會政治制度，「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自古以來，國家興亡更替無數，而「君道」則一脈相承，正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公共利益，「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90]。

  《呂氏春秋》作者強調君道乃天下之利，意在表明，在君王與天下的關係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維護的價值目標，而君權王位，則是維護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91]。就是說，社會群體設立君王、天子、官長之權位不是為了君王、天子、官長的個人私利。但在衰亂之世，天子以天下為己之利，國君以一國為己利，官長以官職為己利，這正是國家不斷陷入動亂災難的原因。在《呂氏春秋》看來，王朝的興廢表明，具體的君王是可以廢黜的，而君道則不能廢棄，所謂君道就是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92]這是因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93]。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的政治起源觀不僅具有濃厚的功利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而且具有強烈的民本意識。在秦國君利至上的政治傳統下提出和論述這一思想是非常可貴的。

  《呂氏春秋》認為，治國之道，要立足於民性。它認為，首先，人的本性是國家政治的基礎所在，它說：

  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94]

  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95]

  《呂氏春秋》著眼於社會政治系統之間的內在聯繫，挖掘和推論出國家政治的人性基礎，給出了兩條近似的治國之道的邏輯進路：

  治物→治人→治君（諸侯——引者注）→治天子→治欲→治性；

  治天下在於除奸→除奸在於治官→治官在於治道→治道在於知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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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進路都落腳在「性」或「性命」之上，從而把治國之道建立在人性基礎上。

  其次，一切政治原則和政治行為都必須順從和符合人的本性。《呂氏春秋》認為，人的本性是天生的，既不能選擇，也不能改變，人只能因循順從。「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96]性是萬物的根本，萬物不能違背自己的本性，這是天地自然之規律。人性是社會政治的根本，政治不能違背人的本性，只能在認識它的基礎上，「因其固然而然之」，這就是「治道之要」，「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97]。

  最後，更重要的是，人性是國家政治運作的內在動力，或者說是國家政治推展的基本條件。那麼，什麼是人的本性呢？在《呂氏春秋》那裡，人的本性乃是人的生命需要的主觀形態——欲望。人的固有的、不可改變的欲望是國家政治活動的動力，也是國家政治活動能夠進行的基本條件。《呂氏春秋》認為，治國也就是治民，所謂治民說到底是「用民」，或者說是民為己所用。怎樣才能使民為己所用呢？《呂氏春秋》寫道：

  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萬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98]

  人之情皆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欲富而惡貧，這些欲望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內在動力。正因為欲望的存在，統治者才能利用賞罰來控制、駕馭百姓，百姓為了實現自己的欲望也才能甘願受驅使。治國之道的關鍵，不是禁絕百姓的欲望，而是以賞罰疏導百姓之情慾，因民之欲而用之。「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