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黃老道家思想對儒學的促進

  另一方面，在漢初幾十年間，道家思想對儒家思想起著啟發它思考、刺激它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漢初黃老道家思想具有和先秦道家思想不同的特點。先秦道家是「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9]的；同時又是「絕去禮學，兼棄仁義，獨任清虛可以為治」[30]的。而漢初黃老道家則是「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31]的。因此，它「事少而功多」。具體來說，漢初道家揚棄了老子哲學中企圖超脫自然和自我，只求精神上的「逍遙」的空想，轉而著眼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從老莊的向內追求轉為向外干預，從避世轉為入世，從反面發展了道家思想，彌補了它不足的一面。正是由於它重功用的積極的一面，才使它在漢初重新崛起，並從它調節社會生活的功用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因而前所未有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而這，恰好成了對儒家學者的重要啟迪，成了儒學完善自己學說的重要刺激。因此，儒生們修正儒家舊義，完善自己的學說，完善自身的體系，並利用道家思想的缺陷來展示了自己廣闊的適用性。大致說來，儒家從下列幾點發展了自己積極的一面。

  第一，從社會效果來看。黃老道家的無為政治，固然有利百姓喘息，以恢復整個封建社會機體的生機；但正如前述，它在客觀上卻又使地方勢力各自擁兵割據，特別是地方豪強趁機兼併土地，對人民危害極大。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在文帝之前，「未有兼併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而在文帝時，在政府租賦、商人和高利貸盤剝下，自耕農破產的情況已十分悽慘。晁錯指出，一方面是因「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導致百姓「賣田宅，鬻子孫以責（債）」；另一方面是「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32]。同時，豪強地主也積極參與土地兼併活動。「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強之徒，以武斷於鄉曲」[33]。此外，官僚貴族更利用其權勢兼併土地。董仲舒揭露說：「（他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天下，……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委積。」[34]這些情況，反映出道家學說的無為政治中，蘊涵的放任政策而帶來的弊端。針對這種弊端，儒家在同道家一樣主張行寬恕之政的同時，重又搬出了仁政、德治的一套。據仁施政，以德治國，成了儒生們高舉的思想旗幟。在宗法制的條件下，這種仁德主張和說教，既有利於統治階級安慰被壓迫者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又有助於被統治者獲得喘息機會，特別是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因為它畢竟比「動合無形」的道家學說要具體、親切。「醇儒」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張，儘管是紙上文章，卻不僅獲得了當時人的讚賞，更得到後世的喝彩，便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第二，從制度和規範的建立及其作用來看。黃老道家注重現實的功用，以緩和矛盾、平息怨憤為直接目的，不重視社會文化政治制度及倫理規範的建立。儒家則不然，儒家更加看重整體的利益。儒生們繼承了先秦儒家講究禮儀規範的傳統，要求建立一整套社會政治文化制度以及倫理規範。所謂「漢以孝治天下」，以及叔孫通定朝儀，董仲舒倡三綱五常的封建宗法倫理規範，既加強了對臣民的外在控制，又加強了內在控制，使社會處於一個有規可循，各安本分的諧調狀態之中，更符合統治者的現實需要和長遠利益。

  第三，從理論思辨的水平來看。如前所述，從本質上講，黃老道家是一種重功用的政治理論，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學體系。儒家看準了它的這一內在缺陷，在建立制度、規範的同時，更注意理論的升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繼先秦諸子關於天人關係的論辯之後，吸取並發揚了秦漢以來「人與天地參」的主動精神，利用自然科學成果，以新的形式建立了具有神學特色的天人合一的理論體系和思維模式，形成了漢代新儒家的思想樞紐，從而使儒家思想取代黃老道家思想而成為統治階級的正宗思想，開啟了前期封建社會關於天人之辨的新的思想運動的進程，並奠定了此後儒學綿亘兩千年而不衰的理論基礎。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黃老道家思想所主張的因順自然而邏輯地包含著的思想上的寬容性，使道家之外的各家得以存在、生長，給儒家學說的發展提供了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