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老道家思想對社會經濟的恢復

  作用秦亡漢興之初，社會經濟一片凋敝，漢統治者面臨如何恢復經濟、休養民生，以維護自己統治的重大問題。前朝滅亡的慘痛教訓，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要求統治者放鬆鉗制，與民休息。那麼，選擇什麼思想作為施政的指導呢？法家思想在秦實踐的結果不僅導致了二世而亡，而且聲名狼藉、不得人心。儒學雖號稱顯學，但「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被司馬談評之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事難盡從」[23]。由布衣而起的劉氏政權，一時自難從其說。只有道家，在經過戰國時期與諸家的辯駁爭鳴和秦的專制殘暴統治的風雨之後，以其能順應時勢、容納諸家、簡便易行、事少功多的特點和作用，得到統治者的採用，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從此屹立在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之上，並歷經兩千年而不衰，成為構成中國文化的兩大主幹（儒、道）之一。

  首先，道家思想的應用，使漢初社會經濟由凋敝轉而復甦並逐步走向繁榮。漢初統治者採用黃老道家學說，垂拱而治，釋放奴婢，減輕賦役，經過一段時間的慘澹經營，終於「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24]。總算天下安定，百姓能暖衣飽食，穩定了政權。再經過竇太后等人對道家學說的極力倡導和全面推行，出現了史家所稱譽的「文景之治」，表現為「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25]可謂盛況空前。儘管這個記載可能有封建史家的溢美之處，但通過黃老道家學說的實行，經過幾十年「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26]的努力，萎縮了的經濟已開始復甦並走向了繁榮，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這又是與在指導思想上對道家學說的採用分不開的。

  不僅如此。從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來看，從哲學思想對文化思想形態的影響來看，道家思想在漢初之被採用，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價值。

  一方面，它成為統治階級選擇統治思想的重心的過渡，亦即它是統治階級營造新的上層建築所必不可少的過程。同時，它的被確認和推行，成為一定時期內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本身就說明了它是統治階級思想的重要成分，而不僅僅是由道到儒轉變的「過程」。

  漢興以後，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認識不同，因而在貫徹道家學說的徹底性上表現各異。以竇太后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張全面徹底實行黃老道家學說，不容任何異端存在。趙綰、王臧因「隆推儒術，貶道家言」[27]獲罪下獄而自殺便是一例。而以景帝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則對儒家學說和儒生之被冷落有所憐憫和同情。儒生轅固生被竇太后迫令與野豬搏鬥，生死關頭時，景帝「假固利兵」[28]救其生命，便是明證。這種情況，反映出道家學說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從《史記》《漢書》二書可以看出，道儒兩家互爭高下、互相貶黜之事不斷發生。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其原因，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著名的例子是景帝時道家代表黃生與儒林博士轅固生之間圍繞湯武革命而展開的一場激烈爭論，其結果雖然因儒家關於湯武革命的教條不合統治者利益而使儒家被冷落，但在道家學說盛行的時期，敢與其對手爭論於天子之前，其勇氣和力量不可小看。正是由於儒家的貶黜，使道家更要完善自己的學說以穩固自己的正統地位。然而，道家思想自身的本質缺陷卻使它在與儒家爭雄中終於敗北。這一方面表現為由於主張因順自然、減少干預，而給了地方侯王以分裂割據、削弱中央集權的口實。另一方面，從本質上講，黃老道家思想是一種重功用的政治理論，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學體系。這兩方面的缺陷既反映了黃老道家思想作為一種理論還不夠嚴密，它的適用範圍比較狹窄，又刺激儒家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論，利用道家思想的缺陷，戰而勝之，取而代之。果然，武帝執政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宣告了道家正統地位的結束。

  上述情況不僅表明道家思想在漢初的推行有曲折之處，對於統治階級選擇統治思想的重心來說，它的確是一個過程。從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治思想的重心由道而儒的結果來看，它更是一個過程。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漢初幾十年間，道家思想本身就是統治思想的重心，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