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內的文化學研究

  目前，國外的文化學研究對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兩個部分都比較重視。基礎性研究著力於建構文化學的一般理論體系和一般方法體系，並在文化哲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文化心理學、文化符號學、文化解釋學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國外尤其注重應用性研究，主要圍繞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展開了對文化經濟學、文化管理學、文化產業論、企業文化學、文化傳播學、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探討。國外文化學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以基礎性研究指導應用性研究，以應用性研究推動基礎性研究；（2）通過研究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3）政府研究、高校研究、民間研究相結合，並以高校研究為主體；（4）將文化研究作為政府發展戰略的一部分。

  中國的文化學研究也頗有成果。大致說來，可以劃分為20世紀前半葉、20世紀後半葉，以及21世紀以來。

  20世紀前半葉，作為學科體系建設的文化學，已經受到重視，並有若干高質量的成果。早在1926年，時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張申府[287]，就在其《文明或文化》一文中，針對當時關於文明與文化的關係的論爭，以及應當建設什麼樣的文化、怎樣建設等問題，而明確提出了「設立一種文化學」[288]的主張，以便科學地研究文化問題。著名文化學研究專家黃文山於1932年發表了《文化學建設論》和《文化學方法論》等論文；1938年，他出版了《文化學論文集》[289]；1948年，他出版了《文化學的建立》[290]；1949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291]一書，詳盡地闡釋了「作為科學的文化學」「文化學是怎樣的一種科學」等基本理論問題，從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文化學研究的大力倡導者和積極實踐者。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創建中國文化學的倡導者之一的黃文山教授，其發表《文化學建設論》等倡導建立文化學的論文時，正是「在國立中山大學……開設此項（文化學）課程」之時；而黃文山教授出版《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一書時，則正任教於嶺南大學。這說明，國內高校開設學科意義上的「文化學」，是早已有之。

  此外，1933年，朱謙之教授在其影響甚大的《文化哲學》一書中，提出了「文化學」的概念，書中對文化概念、文化的進化、文化類型學、文化分期的原理、文化之地理分布，以及文化與文明等，都作了獨到的闡釋。閻煥文1934年完成《文化學》一書，陳高庸發表論文《文化運動與文化學的建立》，陳序經出版了專著《文化學概觀》[292]。同樣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朱謙之、陳序經兩位教授在出版上述專著時，分別任教於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這再次有力地說明，作為學科建設意義上的文化學，在我國高校早已受到重視並開始了積極的實踐。

  進入20世紀後半葉，文化學研究成果更為豐碩。但是，在前三十年，海峽兩岸中國學者的成就卻不可同日而語。由於不言而喻的原因，大陸學者在文化學建設方面乏善可陳。倒是台灣學者頗有建樹。據筆者所知，主要的有錢穆的《文化學大義》[293]，黃文山的《文化學體系》[294]，以及其他一些或直接冠以文化學名稱或以文化哲學名義出版的著作。值得重視的是，錢穆在其《文化學大義》一書中，明確指出：「『文化學』一門，此後必將為學術思想中一主要科目。」應當說，錢穆1950年作出的這個學術判斷，是頗有文化遠見的。

  20世紀後半葉的後二十年，大陸文化研究熱潮興起，文化學研究成就斐然。先後出版有覃光廣等人主編的《文化學辭典》[295]，郭齊勇的《文化學概論》[296]，趙常林、林婭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學》[297]，楊鏡江的《文化學引論》[298]，劉守華主編的《文化學通論》[299]，梅新林、趙育光主編的《現代文化學》[300]，李榮善的《文化學引論》[301]，向翔的《哲學文化學》[302]，劉敏中的《文化學學·文化學及文化觀念》[303]，等等。至於《審美文化學》《犯罪文化學》《建築文化學》《電視文化學》《GG文化學》《旅遊文化學》《經濟文化學》《企業文化學》《民族文化學》《文學文化學》以及《文化哲學》之類的著作，更是比比皆是。此外，學術界大量翻譯出版了國外的文化學論著，諸如泰勒的《原始文化》，懷特的《文化科學》，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以及編譯的《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當代國外文化學研究》，等等。這個時期，台灣學者的研究反而相對冷清，台灣出版界主要是將此前黃文山、錢穆等人的文化學著作重印。值得重視的是，台灣出版了不少文化哲學的著作，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鄔昆如八大卷的《文化哲學講錄》[304]，劉述先的《文化哲學的試探》[305]《文化哲學》[306]。

  邁進21世紀以後，大陸出版的文化學著作進一步擴大。主要有陳華文的《文化學概論》[307]，吳克禮主編的《文化學教程》[308]，陳建憲主編的《文化學教程》[309]，王亞民等翻譯的俄國學者的《文化學》[310]。此外，還出版了《消費文化學》《現代旅遊文化學》《中國傳統文化學》《比較文化學》《漢語文化學》《交際文化學》《文化學發展軌跡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學導論》等著作。這表明，文化學的研究和建設，在21世紀仍然並且進一步受到關注。

  和學術界的持續不斷的文化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這些年來逐漸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都大力呼籲並重視文化建設。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經常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已經寫進《憲法》和《黨章》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個就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先進文化，發展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目前，全大陸大約有2/3的省份在建設「文化大省」（或者「文化強省」「民族文化大省」）。至於建設文化強市、文化大市、文化名城、文化強區之類的口號和思路，則更是隨處可見。甚至，在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居然是要走「文化立市」的道路。但是，無論內地還是沿海，中央還是地方，其文化建設的思路，主要還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從現實的社會管理層面切入，而不是從文化學建設的角度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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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看來，大陸二十多年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實踐，主要表現為這些特點：第一，以翻譯、評述的方式積極跟蹤國外文化學研究的新動態和新成果，並努力將國外文化學研究成果與中國文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研究成果。但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學體系以及相關的學科群體則尚未真正地、科學地建立起來。第二，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果較多，但真正的精品不多，精品意識不強，低層次重複者較多，對於「文化學」的探討重視不夠——儘管出版有《中國傳統文化學》這類著作。第三，政府重視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的研究，但從現實政治經濟方面考量較多，而對創建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缺少應有的關注和必要的支持。第四，關注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但是，在文化與經濟結合的程度和力度方面，還停留於「初級階段」。第五，文化研究機構遍布全國，但從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戰略高度進行操作的，基本沒有。全國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成立了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性機構，所有大型企業都有企業文化的研究和實踐，但迄今沒有一所大學或者研究院從「文化學」建設的發展戰略高度和本科、碩士、博士連續培養的層面進行系統全面的操作。第六，政府和民間對文化的社會功能的認識越來越理性，越來越具有時代感，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所高校建立文化學系，文化學在現行學科體制中也沒有取得恰當的地位。

  上述情況表明，文化學的建設，應當提到日程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