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學論爭的實質是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百年來的國學論爭，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國學論爭，其實質是什麼？是中國社會向何處去，是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

  從鴉片戰爭到當今，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從根本上看，就是實現現代化，振興中華，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的進程。在這樣一個時代主題下，各種主張、各種思潮，都離不開對是否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這個主題的回答。

  以國學論爭為表現和重心的思想文化運動，集中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宏觀地看，晚清以來關於國學問題的論爭，如果集中於近現代意義的國學概念出現以後，[237]則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國學概念論爭（清末民初，大約1900—1915年）、東西文化論戰（大約1915—1927年）、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化出路論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化熱」和「國學熱」及其論爭（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

  （1）東西文化論戰背後的國學價值觀。

  清末民初關於國學概念的論爭，前文已經闡述，此處不贅。後來的東西文化論戰、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中國文化出路的論戰、「文化熱」和「國學熱」中的論爭，所反映的問題，本質上是如何看待國學，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體、樹立民族文化意識的戰略高度上，正確對待外來文化和本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國學採取何種態度，認同讚賞也罷，否定批評也罷，其實都是希望中國實現現代化，區別只是在於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

  大力倡導國學弘揚國學的梁啓超，於1902—1903年間發表了著名的《新民說》（此時，他正在大力倡導國學），闡發了以根本改變國民素質為目標的「新民」論。梁啓超新民論的基本思想，是要鑄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進步、自治、自尊、公德、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現代國民的基本品格，作為「新民之道」，以實現「國之安富尊榮」。梁啓超自己解釋說：「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所其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238]可見，梁啓超所要弘揚的國學，並非一成不變的僵化思想，而是要與時俱進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華、吸收外國優秀文化而熔鑄新文化、鑄造新國民，實現現代化。梁啓超後來在《歐遊心影錄》中明確宣布，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進步，應當「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的《新民說》，是利用中國傳統經典《大學》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闡發在當時具有強烈現代化氣息的全新思想。這本身就顯示了國學優秀成分在新時代的啟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價值，當時的進步思想家在吸納西方文明優長之處時，並不徹底否定本國文化。可見，弘揚國學優秀成分，認同國學的合理價值，與認同西方先進文化，改造國民品性，實現現代化，並不矛盾。

  西化派的胡適，提出中國應當學習西方，追趕西方，以儘快實現現代化。胡適認為，中國未來必定應當而且可以實現「科學化和民治化」[239]。西洋文明能夠解放人的心靈，改造物質環境，改造社會政治制度，滿足人類精神需求，是理想主義的，是優秀的精神文明。[240]可見，整理「國故」，推崇「國粹」，學習西方優秀文化，用西洋「優秀的精神文明」批判「國渣」，並非勢不兩立，而是可以相輔相成。

  極力反對國學的陳獨秀，繼梁啓超1902年的新民說之後，於1915年提出了「新青年」所應具備的特質：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41]這種思想，顯然是具有明確現代意識的人學思想。一般認為，胡適和陳獨秀在當時都是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但同樣屬於西化思潮陣營，胡適和陳獨秀對於國學的態度大異其趣。前者認同國學，認為中西文化可以相通；後者否定國學，認為中西文化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國一定要而且必然能實現現代化方面，在中國文化的未來前景方面，二者的認識卻又殊途同歸。真正意義的全盤西化論者陳序經，曾經批評胡適和陳獨秀的西化論並不徹底。他指責說：「胡先生所說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盤的西化。」[242]應當說，陳序經對胡適的批評是中肯的。胡適早在1919年，就明確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243]的主張，這個主張背後所隱含的價值取向，實際上就是學習西方，整理國學，構建中國新文化，已經是中西結合、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的現代學術思路，是在文化現代化方面的創造性思路。從胡適後來的學術發展和社會實踐來看，他是恪守了這樣一種現代學術觀的。因此，胡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盤西化者。陳序經還批評陳獨秀的西化論：「陳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義和科學；除此之外，別沒所要，則陳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積極地主張接受全盤西化的工夫，陳先生還做不到。陳先生的在中國思想上能別開一個紀元，卻在他根本地否認中國一切的孔教化，並非主張全盤西化。」[244]可見，即使當年西化如胡適陳獨秀者，實際上不可能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盤否定國學。

  梁漱溟於1921年出版了自承是「歸宗儒家」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該書通過對東方化還是西方化（孔化還是歐化）問題的闡述，透過對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類型的比較研究，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價值所在，重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意識，提出未來世界文化必然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論斷。該書展現了具有世界意識的多元文化觀，打破了當時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思維定勢。著名的現代化研究專家、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認為，該書「是儒學現代化的一部開路之作」，「中國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的主要矛頭是反儒學的，而正是在反儒學的高潮中誕生了儒學現代化的第一部論著」[245]。應當說，羅榮渠這個評論是中肯的。可見，對國學「保守」如梁漱溟者，沒有也不可能違背現代化的潮流。相反，作為現代新儒家重鎮的梁漱溟，正是儒學現代化的真正推動者。這本身就表明，對國學的護持和對現代化的追求，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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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梁啓超、胡適、陳獨秀、梁漱溟等代表性人物對於東西文化關係的論辯可以看出，無論當事人的政治立場、學術觀點如何，都沒有也不可能脫離實現中國現代化這個時代主題。癥結只是在於，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其間，對於國學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環節。梁啓超的「新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演變出的「孔化」），胡適、陳獨秀的「西化」，梁漱溟的「孔化」，無不與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相連，無不與如何直面國學有關。因此，我們說國學論爭的實質是中國現代化的路向問題，並不是誇大之詞。（2）現代化問題論爭中的國學觀。

  東西文化之爭後，繼之出現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關於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根據歷史文獻，「現代化」作為專有名詞，在五四以後的東西文化觀論爭中已經出現。20年代，嚴既澄、柳克述等人已經明確使用了現代化概念。胡適1929年在其有名的《文化的衝突》一文中，明確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命題。1933年7月，上海申報月刊為紀念創刊周年，刊發特大號的《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該刊編者在前言中剴切陳詞，認為今後中國如「再不趕快順著『現代化』的方向前進，不特無以足兵，抑且無以足食。我們整個的民族，將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復的厄運」[246]。這個專輯的編印至今已近80年，今天讀來，仍然有振聾發聵之感！回想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我們舉國上下的共識是：落後就要挨打！如不邁向現代化、實現現代化，我們中華民族就會被開除「球籍」！當年的「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復的厄運」的警語，與數十年後將被「開除球籍」的警鐘何其相似！該專輯發表的20多篇文章，集中討論的問題，一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前提、困難和障礙；二是如何實現中國現代化。這次討論的背景，一是對民族危機的急切認識；二是對世界經濟危機的認識。對民族危機的認識，源於對本國文化傳統的反省及對西方文明優秀成分的認知；對世界經濟危機的認識，源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危害，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於西洋文明片面認同的反省和超越，特別是對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認識。這樣一種認識的邏輯歸宿，必然是對本國國情（包括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下的政治經濟現實）的反思，對西方文明弱點的認識。可以說，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當時中國思想界對於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關係問題的深一步思考，是近代以來古今中西之辯問題的深入。此後，關於現代化的思考越來越廣泛深入，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參與進來。胡秋原寫於1938年、出版於1943年的《中西文化與文化復興》，其專論中國文化復興的基本思路，就是現代化問題。在他看來，如果不是滿族入主中原、實行閉關愚民之術，「中國也許早已現代化了」。他認為，「中國革命之目的，在於建立現代化的中國。我們抗戰，是要打破現代化的障礙；我們建國，就是建設現代化中國之基礎」。「所謂現代化不是別的，就是工業化，機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業化的意思。中國必須現代化，才能生存於現代國際環境中，才能洗刷我們的落後和污穢，淺薄和玄虛。而現代化也是中國自然前途。」[247]全盤西化的極力倡導者陳序經，1932年撰寫了《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發表於1933年），批駁當時流行的教育中國化觀點。他認為，所謂中國化，實際上是抵制現代化，是以國情論來排拒現代化，是開倒車。他的結論是：「全部的中國文化是要徹底的現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現代化，而且要徹底的現代化。」只有現代化的教育，才是活的、生的、新的教育，因此必須「趕緊的，認真的，徹底的現代化」[248]。而他所謂現代化，就是徹底的西化：「全盤西化是必然的趨勢。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來化我們。」[249]胡秋原和陳序經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頗為不同，特別是在如何看待國學的問題上，立場截然相反。但他們在關於中國必須實現現代化而且一定能夠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卻是相反相成。可見，無論論者主觀意識如何，客觀上，國學（傳統文化）問題的論爭，滲透著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其實，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論爭，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論爭，並非在時間上單線發展、前後相繼，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而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正面討論，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40年代末期。根據文獻，僅僅直接以「現代化」命題的論著，就有相當數量。例如，楊幸之的《論中國現代化》、亦英的《現代化的正路與歧路》（1933），張素民的《中國現代化之前提與方式》（1933）、董之學的《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1933）、陳高傭的《怎樣使中國文化現代化》（1933）[250]、周憲文的《「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化」》（1948）、吳世昌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1948），等等。

  （3）中國文化出路論爭中的國學觀。

  與現代化問題討論密切相關，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探討隨之而來。1935年年初，王新命、陶希聖、薩孟武、黃文山等10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認為文化意義的中國不見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思想的內容和形式，都已失去本來的特徵，在此狀況下的人，也已逐漸不能算是中國人。「我們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作者認為，「要使中國能夠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251]。「宣言」認為，要從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討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為此，復古、西化（模仿英美、意德）、俄化，都不合中國國情和現實需求，因為這些主張「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和時間的特殊性」。「宣言」提出，「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徒然讚美或者詛咒中國的制度和思想，都沒有意義；對待過去的一切，應當用檢討的態度，「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把過去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把過去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淘汰務盡，無所吝惜。在這樣一個價值原則立場上，吸收歐美文化中所應當吸取的，而不應當不加分辨地全盤吸收。「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建設中國本位文化，應有基本的立場：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既不守舊，也不盲從。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在從善若流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最終，「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占有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252]。這篇「宣言」發表後，引起了軒然大波。限於本文的主題和篇幅，其間的是是非非此處姑且不論。如果單從文化建設的層面考察，從文化建設的主體性考察，從堅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則這篇「宣言」所強調的文化建設應當注意主體意識，提升主體精神，從本國國情出發吸納外國優秀文化，增強文化建設的民族性並關注時代性，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這些思想，在今天看來，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裡的關鍵，是作者們對於本國文化的分析的態度，對於本國固有文化優秀成分的肯定，同時對其糟粕的嚴肅批評以至拋棄的態度。可以說，在如何對待國學的問題上[253]，「宣言」還是從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相統一的高度，從中華文明復興的良好願望出發，因而值得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之所以如此，在於「宣言」的思想脈絡，是中國如何在現代化發展途程中，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保持文化層面的民族自我意識，弘揚文化建設的主體性。[254]這篇「宣言」所論辯的「本位文化」的「本位」問題，實際上關涉到文化建設的中國特色問題，亦即中國化問題，這個問題，在繼後的文化討論中，進一步凸顯出來。張申府專門撰寫了《論中國化》（1939）一文，艾思奇著有《論中國的特殊性》（1939），嵇文甫寫了《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1940）[255]，至於其他雖然題目沒有出現「中國化」而實際內容是研討「中國化」問題的論著，則有很多。當然，論者間的觀點並不一致，甚至相當矛盾對立，例如張申府、艾思奇和嵇文甫之間，其觀點就很不一樣。但是，現代化模式的「中國化」問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如何實現中國化問題，則是無可爭議的關注重心。這本身也反映出國學論爭的本質，反映了國學與現代化進程、與時代精神、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關係。

  （4）近二十年文化熱和國學熱中的國學理念。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最初數年，國學的存在和發展似乎並不是問題。原因在於，在最高領導人的認可下，國學被當做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可資利用的資源。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256]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文化問題作了頗多闡述。在他當時看來，「中國的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257]正是根據這樣一種歷史理性，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學被當做可以「批判性繼承」的歷史文化資源而受到相對的重視。但是，隨著20世紀50年代後期國內情勢的變化，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進而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化大革命」，是對中國歷史文化徹底否定的極端表現。這個時期，傳統思想文化是被作為徹底否定的對象、作為反面教材而存在。怪誕的是，即使在「文革」這樣大革文化之命的時期，歷史文化傳統特別是思想文化，也一度受到「重視」，被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典型的如評法批儒、批林批孔之類，其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糟蹋，舉世罕見。這從反面證明，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其生命力是極強的，無論你承認與否，它都客觀存在，並且不可迴避，甚至會影響到現實的社會文化建設。區別只是在於，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概念來指稱而已。在「全面專政」的「文革」時期，用的是「封建主義文化」「反動文化」之類的名詞，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分別用的是「傳統文化」（「中華文化」「民族文化」）和「國學」。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重新啟動，80年代中期，文化熱開始出現，至今已持續二十餘年。二十多年的文化討論熱潮，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80年代以激進色彩為特徵、具有明顯西化調子的文化熱；二是90年代以弘揚傳統文化為旗幟、具有明顯保守色彩的國學熱；三是新世紀以來大眾傳媒介入、大眾參與度甚高的國學熱。[258]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沒有使用國學這個名詞，而是使用傳統文化這個概念。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一度成了舉國關注的問題，文化熱遍及神州，影響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們對傳統反思的結果，希望了解並解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二是改革開放後西方文化再度湧入國門，形成對本土文化和現實問題的嚴峻挑戰，需要理性應對歐風美雨的衝擊；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結果，需要解放思想，促進文化價值觀念的變革，建構適合現代化建設的思想文化體系；四是對五四激烈的反傳統和「文革」全盤否定傳統的後果作合理的評析。[259]在這種背景下，80年代的文化討論熱潮的主調，基本是反傳統，具有比較強烈的西化色彩。

  90年代的文化研討熱潮，明確使用了國學概念，高舉弘揚傳統文化的旗幟，並且有強烈的「保守」色彩，與80年代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各種各樣「弘揚」傳統文化的圖書、影視作品，各色各樣的國學講座，紛紛登場。重新包裝印刷的傳統文化啟蒙讀物，新編的各種具有國學特色的書籍，從單本書到叢書，從原版古籍叢書到研究性的國學叢書，從數千字、數萬字到數十萬百萬字，乃至千萬字數億字的「國學」圖書，接連不斷地問世，真正是你未唱罷我登場！在商場，在官場，在校園，在工廠，一時之間，似乎大家都在關注國學，人人都在弘揚傳統，國學熱真正到了近代以來空前的程度！這個時期的國學熱，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文化作為歷史資源的清理和發掘，是對現代化進程中本國歷史文化價值的新的認同。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學熱繼續高漲。這個時期國學熱的盛行，在具有此前90年代國學熱的種種特徵的同時，還具有了新的特徵，這就是大眾傳媒的廣泛介入，以及學術界之外的種種社會力量的參與。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成為傳播國學的重要基地。于丹講《論語》《莊子》，易中天講《三國》，以及其他學者講歷史文化，推波助瀾，興盛一時。北京大學的乾元國學教室，北京大學、光明日報和新浪網聯合推出的「乾元國學博客圈」，首批邀請全國100位國學界的一線學者加盟，「共同組成國學第一方陣，共同打造通過網絡向大眾宣傳國學、普及國學的第一平台」。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梁樞在致新浪乾元國學博客圈教授「博主」的信中強調：「促進國學大眾化是當代每一個國學學者的歷史責任」。光明日報專門開闢了「國學」專版，研討國學，宣傳國學。至於冠以國學之名或者雖不以國學冠名但實際上是宣傳研討國學的網站，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由官方支持甚至直接主辦的各種類型的國學會議、國學講座，接二連三；由學術界主辦的全國甚至國際性國學學術會議，比比皆是；由實業界操持的國學活動，花樣繁多；由中小學開展的國學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260]這個時期的國學熱，相對於90年代而言，更加理性，參與面更廣，群眾性更強，實踐性也更強。人們既從學術的角度探討國學與現代化的關係，更從國學的具體內容出發，從現實的文化建設和社會需求出發，考量國學的價值和功能，從建設性的一面衡量發掘國學資源。[261]

  如果說，80年代文化熱中的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西化調子較高是一種偏頗，90年代在弘揚傳統文化旗號下高漲的國學熱有盲目認同的傾向也是一種偏頗，那麼，21世紀以來的國學熱，顯得較為理性，更為實際，更多的是從文化的民族性一面認識國學的價值，從當代文化建設的現實需求，從全球化的發展戰略高度，審視國學，揚棄國學，使國學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服務。[262]套用正、反、合的三段式，80年代是正，90年代是反，21世紀是合。這個合，是在更高層次上的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