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學的內涵、內容和範圍
2024-08-14 17:35:26
作者: 李宗桂
如果從歷史時限劃分,大致說來,國學內涵、內容和範圍的演變,經歷了三個時期,即古代、近現代[205]、最近二十年[206]。
(1)古代的國學。
國學作為單一名詞,其實古已有之,早在《周禮》中就已出現。[207]《周禮·春官·樂師》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裡的「國學」,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此後,國學在中國古代的基本含義,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和教育管理機構,比如漢代的太學,晉代的國子學,隋代的國子監等。曲阜孔廟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聖文宣王廟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談到「國學」:「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儒賢,以嗣封爵,……」[208]這裡的「國學」,就是中央政府主辦的學校,「國家」之「學」。
(2)近現代的國學。
近現代意義的國學一詞,源於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啓超在給黃遵憲的信中,商議創辦《國學報》,並強調該報應「以保國粹為主義」。同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及「國學」一詞。在梁啓超這一時期的論著中,「國學」實際上就是他此前屢屢論及的「中學」,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學」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東京創立「國學講習會」,繼而成立「國學振起社」。國粹派學者鄧實1906年在《國粹學報》發表的《國學講習記》一文中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講授國學,其內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國學概論》出版。該書認為國學的本體是經史、諸子、歷史,國學的派(類)別是經學、哲學、文學。章氏在其創立的國學振起社的「GG」中說,國學振起社將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分別是:諸子學、文史學、制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中國歷史。胡適認為:「『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支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的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209]吳宓認為:「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210]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的《中國學術大綱》中認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範圍外。」 這些學者所談的國學,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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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表述不同,一些學者對國學概念表示了質疑。陳獨秀在1923年7月發表在《前鋒》雜誌第一期上,題為《國學》的短文中,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國學是什麼,我們實在不大明白。……我老實說,就是再審訂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學』本來是含混糊塗不成一個名詞。」[211]半年多後的1924年2月,陳獨秀又在《前鋒》雜誌第三期發表了同樣題名為《國學》的短文,尖銳地說:「學問無國界,『國學』不但不成一個名詞,而且有兩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東方文化聖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還不過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如適之、行嚴辛辛苦苦地研究墨經與名學,所得仍為西洋邏輯所有,真是何苦!),後者更是在糞穢中尋找毒藥了!」[212]鄭伯奇批評道:「本來『國學』二字是很籠統的名詞,而國學運動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213]曹聚仁雖然讚賞認同國學研究,但也對國學概念表示了質疑,他說:「『國學』一名詞雖流行於全國,實際上還含混糊塗,沒有明確的觀念可得到呢!」[214]錢穆在其完成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學概論》中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215]
上述爭論,其癥結在於三點:一是國學概念的清晰與否;二是國學內容範圍的劃分;三是國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在認為無可爭議者看來,國學就是本國之學,是既往之學,是固有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在認為大有問題者看來,國學不能納入既有的學科範式。陳獨秀指出,胡適長於哲學史,章太炎長於歷史和文字音韻學,羅振玉長於金石考古學,王國維長於文學,這都是具體的學問,「除這些學問以外,我們實在不明白什麼是國學」[216]。質疑者還從學術無國界的視角,反對國學概念的提出以及國學研究的進行。其實,胡適所說的國故,本質上是個中性概念。在胡適心目中,國故並非就是好的東西,也不一定是壞的東西。他曾明確說過:「『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它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它又包含『國渣』。」[217]當然,胡適「整理國故」的目的,是要發掘國粹,拋棄國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確的價值取向,亦即要通過國學研究,揚棄傳統文化,弘揚其精華,拋棄其糟粕。而陳獨秀反對國學,則是認為國學是「糞穢」,不必從中尋找「香水」。這實際上是從價值系統層面否定傳統文化。這樣,關於國學概念的論爭,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包蘊著國學研究的價值取向之爭。
(3)最近二十年的國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學論爭,與上述情況頗有相似之處,亦即同樣出現了對於國學概念的厘定、國學內容範圍的劃分、國學研究的價值取向等方面的爭論。不同的是,兩次論爭所面臨的世界形勢和國家發展目標不同。
關於國學概念的內涵,學術界眾說紛紜。張岱年說:「國學是中國學術的簡稱。……稱中國學術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這已經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了。」他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包括哲學、經學、文學、史學、政治學、軍事學、自然科學以及宗教藝術等。而自然科學有天文、算學、地理、農學、水利、醫學等,「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國學是本國學術之意。」[218]張岱年在其《如何研究國學》《漫談國學》《國學與時代》三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219]金景芳、呂紹綱認為:「國學指未曾染指西學的中國學問。晚清學者講『中體西用』的與西學相對而言的中學應當就是國學。」[220]樓宇烈認為:「國學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果把中國所有的學問都叫做國學,那範圍就太大了,應該把國學的研究範圍限制在傳統文化里。」[221]張立文認為:國學是「中華民族學術文化與時偕行的創造,是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總和」[222]。李中華認為:國學「是指中國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所積累、積澱的思想文化的總和」[223]。紀寶成認為,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國學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載體,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文明之根。[224]
質疑上述人士的國學概念者,大有人在。舒蕪曾撰專文質疑國學。他說:「所謂『國學』,實際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來,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學』與『民主』文化的一種藉口,是一個狹隘、保守、籠統、含糊而且頑固透頂的口號。……完全是頑固保守、抗拒進步、抗拒科學民主、抗拒文化變革這麼一個東西。」「所謂國學,並不是傳統文化的概念。」「『國學』是什麼?就是講儒家的那點東西,封建的那些價值觀念。」國學裡面所包含的哲學、史學、文學、自然科學等,應當歸到各門學科裡面去,為什麼「非得要說『國學』不可呢」[225]?針對舒蕪的質疑,蔣國保提出要為國學正名。蔣國保認為,晚清、民國學人所謂「國學」,固然不是泛指中國傳統文化,但也並非特指儒家學術,「應該說它是用來統稱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範圍內的學術」[226]。王生平認為,改造和揚棄國學概念,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從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從概念出發,中國近現代文化也是國學,而且從本質上看是比國學家們規定的國學更高級的國學。」[227]朱維錚批評現在講的國學沒有一個衡量尺度。他指出,講國學必須先確定兩個前提:第一,我們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包括台灣在內,這是我們「國」的空間範圍;第二,要承認中華民族是個複合體,「國學」一定要包括各個民族群體。「不能說國學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國學』一詞,指各國本國之學,是個泛稱,不是專指中國的。」[228]有趣的是,質疑國學的舒蕪,其反對理由之一,就是世界上別的國家都不講國學,只有中國講國學,故國學概念說不過去。[229]蘇雙碧認為,「『國學』這個概念的含義說不清楚」。「『國學』含義既然不清楚,也就未必是科學之說了。」歐美各國並沒有把有本國特點的學術文化稱為「國學」,馬克思主義雖然產生於德國,但它卻是時代的產物,而不僅是一國的產物。[230]
(4)國學概念論爭存在的問題。
綜觀百年來特別是最近二十年關於國學概念的紛爭,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問題一:概念不清。
本國學術、本國的學術研究,本國歷史文化、本國的歷史文化研究,國學、國粹,傳統文化、封建文化,等等,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但論者往往將其混為一談。本國學術,是研究的文本(對象);本國的學術研究,是對本國學術文本進行的學理性探討。同理,本國歷史文化是本國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明樣態,而本國的歷史文化研究,則是對這個本然的樣態進行的分門別類的探討。換言之,前者是「本來」的歷史,後者是「寫」的歷史。至於傳統文化與封建文化並不是同義詞,在經過多年的文化研討後,已經成為常識。[231]傳統文化、儒家文化、孔子思想,這些顯然不是同一層面意義的概念,自然也不應混為一談。至於國學、儒學、國粹等概念,其區別更是明顯,但不少論者硬是從價值判斷優先的立場,將其同質化、同義化。遺憾的是,在近百年特別是近年的國學論爭中,不少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內涵極為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先設定一個模糊的概念,再虛擬一個話題,就自說自話地論證起來,於是把國學概念攪得混亂不堪。
問題二:內容和範圍模糊。
國學的內容和範圍究竟何在?論者之間並無共識,基本上是各說各的。就內容而言,有說是指經史子集的,有說主要指經學的,有說不包括經學的,有說包括經學哲學和文學而不包括史學的;有說包括古代諸子學說的,有說是特指儒家學說的;有說主要是指古代人文學科內容的,有說應當包括古代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有說泛指傳統文化的,有說專指古代學術思想史的。就時限而言,有說是指古代之學的,有說不僅包括古代而且更應包括近現代的,還有說應當包括當代的,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由於範圍模糊,內容當然也就不便確定,從而研究和爭論也就成了張飛打岳飛。
問題三:思路不清。
國學是事實判斷,中性概念;但論者中不乏過於強勢的價值判斷推行者。視國學為精粹者,把國學看做純粹的、優秀的價值體系,頂禮膜拜而盲目推崇;視國學為渣滓者,把國學看做洪水猛獸,必欲徹底除之而後快。這種把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混淆的做法,導致無謂的爭論。此外,論者中有的缺乏充分的根據,只是憑個人意願甚至主觀推測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例如,有的論者憑主觀想像,認為別國沒有國學之說,因而中國也就不應也不能有國學之詞。姑且不說別人沒有的,是否自己就一定不能有,這種邏輯實在過於簡單。實際上,別國也有國學。日本就有國學之說。我國的國學國粹概念,本身就是從日本引進的。日本在其近代文化發展過程中,面對基督教文化在日方的勝利,就曾有「國學復興」思潮的崛起,而「日本國學的復興,是民族意識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反省的一種新的世界觀」[232]。不僅如此,韓國也有國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李天承教授就指出,為了收集、保存韓國學資料,加強對韓國學的研究和普及,在退溪學的發源地——安東的陶山書院附近,還成立了韓國學專門研究機關——韓國國學振興院。[233]可見,並非外國不講國學、沒有國學,而是有的論者並不了解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所謂國學,就是其本國之學,就是該國的民族傳統文化。李天承教授指出,早在1965年,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以民族古典文化遺產的現代繼承和暢達為目的成立了民族文化推進會,積極推進古典國譯者的培養和韓國古典的翻譯(代表性的便是《韓國文集叢刊》工作)。……韓國古典翻譯院這一新的教育機關也在醞釀之中。」[234]有學者指出,土耳其也有國學,所謂「突厥學」便是。類似的還有埃及學、亞述學、印度學等。[235]
(5)國學應有的內涵、內容和範圍。
顯然,對於中國古代作為「國」家之「學」的中央政府舉辦的學校和教育機構的「國學」,人們沒有什麼爭議。但是,對於清末民初逐漸流行開來的國學,無論人們是否認識到,其內涵、內容和範圍,在百年來的文化發展和文化論爭中,已經發生了變化。大致可以這樣說,清末民初時期學者所講的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古代)人文學科範圍內的學術思想文化。所謂「國」,當然是指本國,中國;所謂「學」,是指中國傳統文化範疇的學術和歷史文化。即使如陳獨秀、鄭伯奇、錢穆等反對者、質疑者,在這點上實際上也沒法否定。陳獨秀從哲學、史學、文學等角度指出國學倡導者和研究者的某種專長或不足,其實是在客觀上承認了國學內容和範圍是指中國的傳統人文學科和歷史文化。錢穆一方面質疑國學概念不夠科學;另一方面也承認國學是某一特定時代的名詞。而在他有名的《國學概論》一書中,其內容和範圍不外是孔子與六經、先秦諸子、兩漢今古文經學、魏晉玄談、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之類的學術思想史,這表明,錢穆所談的國學,就是本國之學,就是本國的歷史文化。
其實,如果拋開成見,以平和之心來討論問題,則我們可以在國學的內涵、內容和範圍的問題上取得大致接近的意見。
大致可以說,古代意義的「國學」,作為中央政府主辦的學校和教育管理機構,論者間沒有爭論。近現代意義的國學,清末民初興起的國學,主要是指古代人文社會科學範疇的學術歷史文化。相對於西學而言,是中學;相對於新學而言,是舊學;相對於當代而言,是古代;相對於實踐而言,是理論。最近二十年所講的國學,既有指古代而言者,也有指包含古代和近現代而言者;既有指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範疇而言者,也有指既包含傳統人文社會科學也包含自然科學在內者。所謂國學,是指本國之學。這個學,既指傳統文化,也指傳統文化研究。《四書》是傳統文化,《四書章句集注》是研究傳統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四書章句集注》後來也成了研究對象(也成了傳統文化),而《四書集注簡論》是研究傳統文化[236];傳統文化固然是國學,而數十年前章太炎的《國學概論》、錢穆的《國學概論》,在當時是研究國學的論著,而今卻也已成為今天的國學研究的內容。近年所謂國學,本質上就是傳統文化。就時限而言,包括古代傳統文化;近現代傳統文化(不包括當代文化);就學科門類而言,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就國別而言,相對於西學而言是中學;相對於世界而言,是國學;就內容而言,《十三經》《諸子集成》《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周髀算經》《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十四史等,是國學;民俗風情,元宵節、春節、清明節、端午節等,也是國學。道理很簡單,這裡所謂傳統文化,是廣義的說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行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風俗信仰,而不僅僅是某家某派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