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崇德重義的價值追求

  崇德重義的價值追求，是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另一重要內容和特質。

  中國傳統文化一貫重視道德，道德評判是價值評判的主體內容和基本準則。早在先秦時期，崇尚道德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叔孫豹與范宣子討論「死而不朽」的問題。范宣子認為不朽是指保姓受氏而守宗廟，以便世不絕祀。叔孫豹不贊成這種看法，認為：「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這個著名的「三不朽」論斷，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為首。孔子關於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思想，是道義至上的典型。孟子關於人禽之辯的思想，也是同一理路。在孟子這類思想家看來，人與禽獸的區別，其根本在於道德的有無。《孟子·滕文公》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要超越禽獸，成為有道德的人，就要發揚人的善性，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端」（四種善端），轉化提升為仁、義、禮、智四種美好品德。人生在世，要做一個大義凜然的「大丈夫」，就必須能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166]。董仲舒反對「矯情而獲百利」，反對為了名利而「隨世而輪轉」，提倡「正心而歸一善」[167]。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儒家經典《大學》標榜的「大學之道」，是「明明德，親民，至於至善」，這是把對完美道德的追求看做「唯此唯大」。為社會各界普遍認同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也是如此，都是崇尚道德價值的表現。

  崇德必然重義。道理很簡單，義也屬於道德的範疇，古代往往仁義並舉。只是由於重義的思想在傳統社會特別豐厚，並且對後世影響特別深刻，故我們將其與崇德思想對舉。

  「義」，指道德理想、價值追求，往往是「道」的同義語。「義」的本義是指適宜。合理的、適宜的言論和行為，稱為義。《禮記·中庸》說：「義者，宜也。」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168]他還說過類似的話：「人，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169]義是人走的正路，不走正路，就必然走歪路，做出不符合仁德的事情，十分可悲。孔子力主「務民之義」，要求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只要在上者實行義，則老百姓就會自覺歸依，即所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170]。這是儒家正己正人思想的一個表現。孔子十分推崇義的價值和地位，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171]符合義的事，可以放膽去做，反之，則要堅決抵制。對此，他有一系列論說，例如：「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172]符合義的東西，你盡可去爭取、獲得，人們不會討厭你、厭惡你。因為義是劃分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是區別君子小人的分水嶺，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73]，便道出了這種心聲。正是因為如此，故「君子義以為質」[174]，以義作為根本，以便「行義以達其道」[175]。實行義，成了實現道的理想的必由之路。如果不符合義而得到富貴，是君子所不齒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176]孟子也將義提到至上的地位，他勸導統治者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77]漢代初年的思想家陸賈說：「義者，聖之學」「以義建功」「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178]。董仲舒宣稱利是用來養人的身體，義則是用來養人的心，而「義之養生人大於利」[179]。他那著名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180]的論斷，將義與道對舉，把義提到了極其重要的高度。漢代以降，儒家關於義的思想影響日益深廣，並成為傳統人文思想的重要構成和顯著特徵之一。

  

  傳統人文思想中崇德重義的思想，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崇德重義的價值追求，引領著人們超越物慾、衝破名利的羈絆，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社會認可的謙謙君子。這種對個體道德境界的薰陶和提升，客觀上起著規範人心、整合價值使之趨同的作用，文化認同感和心理歸屬感大大強化，從而使得中華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強。在這個意義上講，崇德重義的價值追求有著很強的歷史合理性。但是，崇德重義的思想過於強調道德的至上性，以道義消解功利，否定物質追求的正當性，以道德教化、道德修養等同、取代一切，從而導致了泛道德論的盛行，壓抑甚至扼殺了個體的自主性、獨立性和創造性。這種否定利益主體而片面伸張道德主體的思想，對於後世民族精神的多元發展和中國古代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了負面的作用，對此，我們應當注意並需要採取有力措施予以糾正。